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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哲学对中国和世界哲学文明的创造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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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4-10 12:00: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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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实行有为而治，也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在封建时代，统治者的有为，常带有主观随意性，难免导致胡作妄为。
例如，儒家的德治，强调以德化民，本有其合理性。但是，若德治变味，或曰异化，就可能出现假仁假义，难以服众。对此，庄子有过揭露与批判。《骈拇篇》说：“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这就是说，儒家的仁义道德说教，不合乎人们本来具有的朴真之情，用它来治理社会，只能把人们引上争名夺利的境地。自三代以下有了仁义道德，结果造成天下嚣嚣嚷嚷，不得安宁。《胠箧篇》讲得更尖锐，指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焉？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这些论述明白地告诉人们，儒家的仁义道德不过是那些窃国大盗者们的保护伞。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圣人”的那套东西治理天下，其结果必然“重利盗跖”！诚然，庄子之论，完全否定儒家德治的价值，确有其过激之处，难免带有片面性；但是，其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儒家德治的局限性，值得关注。
再如，法家主张用法律来约束与规范老百姓的言行，也确有其必要性。但是，在封建时代，法律属封建统治者所有，统治者以自己的好恶立法，常常弄得是非颠倒，清浊混淆，罪功不分，因而也不能服众。故老子批评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庄子也批评说：“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故曰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这些评述，虽亦过激，但也从一定层面揭露了法治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儒家的德治，还是法家的法治，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故河上公评曰：“欲以有为治民，我见其不得天道人心巳明矣。天道恶烦浊，人心恶多欲”；“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静，不可以有为治。其以有为治之，则败其质朴。”（《〈老子〉河上公章句》第二十九章注）这些评述，可谓深得老旨。正是针对有为之治的局限性，老子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无为而治”。这无为而治，就是要求统治者清虛自守，卑弱自持。用司马迁的话说，叫做“无为自化，淸静自正”。用河上公的话说，叫做“以淸静导化之也”（同上书第三十七章注）。“以清静导化”，可谓“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李世民语），避免了德治、法治之烦民扰民的弊端。故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评道家的“无为”之术时，指出：“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虛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巧），时变是守’。”司马谈的这段评述，从“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立论，有力论证了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合理性。这些都从特定角度告诉人们,老子的“无为而治”既是对儒、墨、法诸家“有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批判，也是对其重要补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值得好好发掘、加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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