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魏的新疆建省之议并未得到清廷的重视，有超前意识的先行者总是孤独的，所谓曲高和寡，应者寥寥。龚自珍曾赋诗预言云：“五十年后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实践证明，龚自珍是一位极有远见的智者，他的建议最终在60多年后的1884年得到了实现。因为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和新疆，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省的主张有了更为现实的需要，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支持，清廷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改易祖宗成法。 总体来说，新疆建省与当时中国边疆面临的内忧外患密切相关。边疆危机下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可以说是新疆建省的一个远因，在此不赘述。[15] 关于新疆建省更直接的动因，学者们从若干侧面进行了探究。有学者强调边疆危机对新疆建省的推动作用，认为自19世纪20年代起，清政府在西北地区遇到严重的边疆危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既“显示出清王朝的腐朽，也暴露出其传统的边疆治理制度的严重弱点”，“迫使清政府对其边疆治理政策进行高速，对边疆行政管理制度加以改革”，新疆因此得以建省。[16]

另有学者也认为，19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新疆“出现的长达20年之久的疆土危机，是促成清政府在新疆设行省、改郡县的根本原因”[17]。 有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新疆建省的原因：（1）清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军府制对地方行政不重视，无治民之官，又无统一的政府，各地王公伯克各行其是，对农牧民大肆盘剥勒索，加剧了清政府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一种新的体制以改变新疆的地方行政管理；（2）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当时面临的形势也需要一种新的行政建制，来增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能力；（3）从清政府粉碎阿古柏侵略后的现状看，也迫切需要解决新疆的行政建制问题。[18] 有学者强调军府制的消极因素，认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新疆生产的发展，旧的军府制度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对外，军事力量渐趋衰弱，无力抵御外来侵略，在沙皇俄国、浩罕等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中无所作为；对内，造成各地王公伯克势力的膨胀，占据大批土地和农奴，既阻碍着中央政令的推行，又阻碍着生产的发展。新疆建省问题由此摆到了清政府面前。[19] 有学者注意到新疆建省的内在动因，认为建省是“新疆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长期交往的必然结果，是新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0]。此外，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汉人大批进入新疆，“使原来孤立的回疆社会文化发生了相当的变化”，种下了新疆建省的“因素”。[21]

左宗棠与新疆建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