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强调建省的“政治作用及其精神”，认为建省以前中原与新疆有着极显著的界限，“非但建制不同，且国人均以边鄙流戌之地视之”，边官乘机鱼肉边民，招致民怨沸腾，边疆不靖。建省“乃在使边疆与内地结为一体，使数百万边民与中原父老同其命运，藉以加紧遥远西陲与内地的联系”。[54] 有学者指出，建省密切了新疆与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系，“巩固了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情谊，加速了西陲边疆的开发与发展”[55]。

有学者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新疆建省的历史意义，认为新疆建省是我国边疆治理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举措：（1）按照西方近代国家学说，国家法律在其疆域内实施，是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之一，新疆设郡县改行省以后，原为伯克、阿訇掌握的司法权基本被收到各级政府官员手中，清王朝的法律得以在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实行；（2）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一致性，也是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之一，建省后新疆实行与内地一致的管理制度，结束了新疆与内地政制不一的局面，使政令划一，大大加强了国家的统一；（3）国家政权的重要职能是管理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在军府制下，这种职能难以实现，建省后各级官府把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作为重要职责，实力推行，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新疆经济文化的发展；（4）在札萨克、伯克制下，经济领域基本上是封建的农奴制度，建省后伯克农奴主的势力受到很大限制，相当一部分民众由农奴变成农民，对地方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减弱，促进了新疆生产力的发展。此外，新疆建省还起到示范了很好的作用，对1885年台湾建省和1907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建省及蒙古议设行省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6]

有学者认为，建省后汉人移入新疆，促进了生产技术和作物品种的交流和牧业的发展。建省初期因恢复农牧业和加强国防的需要，还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既谱写了新疆历史的重要一章，成为新疆由古代农牧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前奏，又给我们留下了区域发展的严重课题，后继者们有责任为之交出一份较为完美的答卷”。[57] 有学者考察了建省后新疆田赋制度的发展变化，认为建省前新疆的田赋制度主要参照准噶尔蒙古统治新疆时的税收办法制定，保留了许多封建农奴制税制的残余，如征收办法原始简陋，税收苛繁，徭役普遍存在等等，又由于地方具体行政制度的多元结构和兵屯、民屯、户屯、遣屯等多种屯垦形式，田赋制度复杂而不统一，各地税则、税率差别很大。建省后新疆有了完整的税收体系，在参照内地征收常制的基础上，全疆颁布了统一、完备的田赋章程，田赋制度与税收前相比，使新疆的田赋制度逐渐跟上了全国赋税制度发展的步伐，成为新疆税制发展史上的巨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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