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建省进入筹划阶段，左宗棠功不可没。有学者指出，左宗棠早年曾读《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留心边疆问题。1833年，22岁的左宗棠赴京参加会试落选，作《燕台杂感八首》，其中“有一首诗呼应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22]，可见左宗棠在当时就“早早意识到新疆该建行省，该兴屯垦”[23]。 论者还注意到左宗棠对龚自珍的继承性，认为左宗棠《遵旨通筹全局折》和《复陈新疆情形折》从防止沙俄的侵略，改革新疆的政治、经济，加强西北边陲的国防，节约国家的开支立论，阐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把收复伊犁和改建行省统一考虑，反映出左氏“关于新疆改建行省的理论，是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安边绥远疏》的有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24]

有学者更明确指出，左宗棠是在“龚、魏影响下，于一八七七年提出新疆设县建省问题，新疆建省由酝酿跨入了筹划阶段”[25]。 也有学者认为左宗棠早年有新疆建省构想，是受了“林则徐之影响”[26]。还有学者指出，左宗棠一生中最值得后人称许的有两件事，一是创办福州船政局，制造船舰，加强海防，二是收复、开发新疆，巩固西北塞防，“两者都明显地受到了林则徐思想和行动的影响，可以说是对林则徐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27]。 早年对西域的关注，为左宗棠后来收复新疆奠定的思想和知识基础。当他大权在握，可以一展鸿图之时，酝酿已久的建省之议再次浮出了水面。在1875年致友人的信中，左宗棠提出了在新疆“立省置郡县”的问题。[28] 1877年，左宗棠正式提出建省之议。有学者指出，左宗棠在1877年的《遵旨通筹全局折》中，“不仅阐述了保卫新疆的重要意义，而且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了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为清政府的正确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9]。他在西征过程中，积极采取措施，遣返难民，屯田垦荒，改革征收田粮的旧制度，厘定币制，筹设铁工厂，修筑道路，修筑城墙[30]，把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以及收复伊犁、开置行省等互相结合进行，“做到了成竹在胸，环环相扣，为新疆建省铺平了道路”[31]。

左宗棠督办新疆善后成功的主要原因有：（1）他本人以耕读起家，富有实干精神；（2）他有一支吃苦耐劳，能战能耕的骨干队伍；（3）他把善后事宜和开置郡县统筹考虑，避免了军府制度的弊端；（4）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混乱局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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