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建省后新疆田赋制度的实施，总的说来，使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轻，省府的田赋收入得到了较大增长，因而适应了当时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新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58] 有论者指出，建省后随着政局的稳定，新疆的商业贸易活动发展很快，不仅打破了新疆原有的封闭保守的绿洲经济，而且促进了新疆各地城镇的发展，形成了许多有名的都会，如天山北路的古城，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天山南路的吐鲁番、喀什噶尔、和阗、洛浦、于阗等。[59] 有学者探讨了建省前后清政府对伊伊斯兰教的政策，认为除某些方面有所调整外，清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乾隆年间伊斯兰教政策的继续，即把“恩威并用”作为总方针、总政策，一方面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一方面限制其不利于清朝统治利益的宗教势力，继续推行政教分离政策，不许阿訇干预行政。[60]
有学者考察了建省对南疆维吾尔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建省后当局在管理体制、土地制度、赋税、货币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削弱了南疆维吾尔地区长期严重存在的农奴制残余，减轻了广大维吾尔群众的负担，较大幅度地提高了政府的赋税收入，进一步促进了南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往来和交流。[61] 有学者认为，建省的完成，“标志着以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积极治理新疆、维护祖国西北领土完整的正确主张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取得又一次胜利”，对“重建和发展新疆经济，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建省还“促成了南疆维吾尔族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重大变革”，原被伯克占有的大片农田转为国家土地，为伯克无偿劳作的燕齐农户开始以佃农身份租种官府土地，封建农奴制经济逐渐转变为封建地方所有制经济，“对调动广大维吾尔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力，十分有益”。[62]
在肯定建省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建省的局限性。有学者指出，新疆建省主要是行政建置的改革，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因为其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63]。另有学者认为，建省“既不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只是清朝政府在新疆行政管理形式的一种变化”，而且“有一定的不彻底性”。[64]此外，由于清王朝已处于统治末期，整个统治阶级更加腐败，中国半殖民地程度日益加深，特别是沙俄对新疆的经济侵略不断加剧，“新疆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并没能延续多久，便陷入停滞不前的状况”[65]。 还有学者指出，建省后“伴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来的，并不是劳动人民贫困生活的任何改善，而是剥削的加重”[66]。还有，自“清末以迄民国，由于边吏的昧于时势，非仅对边疆鲜有设施，对边民鲜有贡献，且其统治方法一仍其旧，遇事不出于‘暴力’，便袭用羁縻政策”[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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