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抗战前一直在清华大学当导师，这十年生活比较平静，他的学术成就在这个阶段也最大。他在此期间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组组长兼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在清华大学，凡是遇到他讲课的时间都有很多校外的学生兴味盎然地跑来旁听，周一良回忆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陈先生对学生重启发，而不重问答，更不重死记硬背。他鼓励学生在研究材料之后，进行归纳、鉴别，往往不是他提出问题来考学生，而是从学生本人提出的问题，来看是否有深度。

大西南的颠沛流离

上世纪30年代是世道变迁迅速的时代，但陈先生虽然关心社会，却不是直接介入政治生活，他的爱国之心是建立在历史与文化基础之上。他绝不是慷慨激昂的风头人物，他对中国学术的建设，是从百年大计的角度去思考、去铸造，因而担负起了民族精神赖以寄托的学术文化独立的责任。

1937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北方各校纷纷内迁，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先迁到长沙再迁到昆明。陈寅恪一家和其他教授一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长途迁徙，先从北京到天津，火车上逃难的人群挤爆了车窗，又坐船到青岛，再转徐州，然后是郑州、汉口，最后用了整一个月的时间到达长沙，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正值兵荒马乱的时节，到处是逃难的人群，然而陈先生的讲座，仍然是听众踊跃，这不能不说是奇迹。史学家吴相湘当时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他就是听众中的一员，他也为大师的文化内蕴感到震撼。大概一个学期以后又迁到昆明，即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即西南联大）。他在学校主要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原先偏远闭塞的古城昆明一时间学者云集，各军兵种指挥部也很多。虽然颠沛流离，生活设施简陋，但是知识分子士气极为高昂。

这期间陈先生曾数次乘飞机到重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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