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对佛教史的研究，不是借壳上市，也不是借鸡生蛋——不是借佛教哲学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是凭借他强大的语文优势——对巴利文、藏文、蒙文、日文、德文等等的精通，对佛经做大量基础考订工作，将佛教与中外文化、文学艺术，以及与音韵的关系、与史学的关系、与中亚地理的关系、与政治史的关系作纵横捭阖、四通八达的打通贯穿。以细密精微的考据，来支撑通贯的史观，以及宏观长线式的议论，偏向实证主义，但却更有所超越。
他的唐史研究，是对史料的极细微方面，作无远弗界的照拂，对有唐一代政治势力的消长、党派的竞争，展开了密集而清晰的史学脉络。
至于他在以诗考史、以诗释史方面，创建最为博大，这与他家学渊源，无书不览，熔铸经史具有深切的关系，但这不是单纯的做学问，由于是以诗证史，因此加入了感时伤世、叹怀身世等心理方面的内容。如《元白诗笺证稿》看似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范畴，其实更是历史、人生、哲学、政治等方面的综合演绎。陈先生自谦为“不古不今之学”，实际上这样的治学意义是极其深远博大的。因为漫长历史上吏治的败坏、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变迁、风俗的影响都在其中逐一浮现。
陈寅恪先生悲道德、风习纷乱变易之际，世态出现可怕的大幅滑落：“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见《元白诗笺证稿》，第８２页）此种对世道人心的深悲大痛古人率多伸发，哀吟长喟累世不绝，代不乏人。司马迁太史公大著中常见，韩愈文中也多表露。痛心疾首，长太息以掩泣，却毫无解决的办法。
他晚年在中山大学期间，已经近于全盲，体能极度衰退，仍然完成了一代巨著《柳如是别传》，文采思想并重，考证线索密如蛛网，而头绪井然；一方面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借幻想来摆脱现实的困苦；一方面在特殊的历史人物身上赋予了深远的寄托。全书近九十万字，大体口述成书，他的这种毅力和精神令人惊叹。
家世和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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