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富人为什么受到尊敬呢？就因为他可以和他的财富分开。有人说，这是由于美国的税收制度等很多外在的原因。当然有这种外在原因，但不止这些。慈善事业在西方，特别在美国，是非常突出的，像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都有很大的慈善事业。慈善事业能把你和你的财富分开来，建立一种trust，即信托，信托本身的运作和你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请看比尔·盖茨。他离开哈佛30年，哈佛请他回来，给他荣誉博士，让他做演讲，这和他从一个关心财富增长的商人转变为一个慈善家有关。当然这可能受到他的夫人和父母的影响，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变，所以哈佛请他回来，给他荣誉博士，让他做演讲。这个转化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化，而且在今天的西方文化中是一个特例。虽然是一个特例，它后面有很深的渊源，就是跟以前那些大企业家建立慈善事业有相同的关系。

　　有了慈善事业，富人就能够利用其掌握的很多资源去为社会服务，这样他们就会受到尊重。比如在华人世界，像李嘉诚这样的富商受到很大的尊重，就是因为他不仅在企业方面发展得很大，是世界上少有的富人之一，而且他的慈善事业做得很多，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比如建北京大学图书馆他曾捐助上亿元。而且他这样做时很低调，不张扬，不要求把他的名字到处挂出来，他没有这个意愿。他这么做是很高明的，于是受到人们的尊重。

　　热心慈善事业的大企业才能持久。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我能够接受，就是说以前人追求意义，而现代性以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导向，这是以前人类文明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做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对它要有同情的了解，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

　　卢：在这方面，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的分析特别值得注意。他在分析现代消费主义和现代消费社会时说，现代社会的所有商品和所有商业服务构成一个符号体系，人们消费时最看重的是商品和服务的符号价值，它对人们的价值追求形成巨大的激励作用。他的分析特别有意义。

　　另外，您讲到比尔·盖茨后来成为慈善家，提到李嘉诚非常积极地投资慈善事业的义举，并说对他们应给予同情的理解，这我也赞同。但我觉得，对任何一个人来讲，他的有限性就决定了他的消费必然是有限的。比如说，你只能吃那么多，你要太多的别墅也没用，因为在同一个时间，你只能住一所房子。所以一个聪明人必然要用他巨额的财富去追求意义，就是通过自己花钱的方式去体现自己的人生意义追求，去实现自我价值，或者像黑格尔所讲的那样去得到他人的认同。这样做肯定比守财奴高明得多。以这样一种方式，一方面可以让自我充分获得价值实现的感觉，或者说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充盈；另一方面还可以为自己的事业或者公司建立良好的信誉，从而为进一步地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创造条件。这当然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但是，我们在给予他们同情的同时，不能否认一个社会始终以这样一些人为中坚，制度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服从他们的意志。他们的职业是让资产增值，于是他们会尽力让社会制度向有利于资本增值的方向转变，这样的制度建设必然需要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辩护。于是，现代社会摆脱不了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价值导向。他们掌握着大权，他们主要的生活旨趣可能有超越的向度，但他们实现价值的主要方式就是赚钱。所以他们必然要充分凸显金钱的作用，从而他们在社会中的示范作用也主要是凸显金钱的魔力。西方的慈善事业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大富豪们可通过慈善事业来显示金钱的神通（未必要直接管理慈善基金），从而获得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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