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学者，我们有责任强调国学研究的"原创之深刻"，将之做得更加博大精深。深化国学和还原诸子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当前国学思潮的一种积极反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当今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市场化的国学还是精深研究的国学：这是我们思考的核心。另外，就我本人的学术经历而言，我觉得还有空间来把诸子学做成一门真正原创性、有创造力的学问。

　　记者：之前您的研究贯通古今，兼及小说与诗歌，现在来研究先秦诸子，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杨义：这种转变其实是自然而然的，我原来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后来转而研究古典文学，不知不觉已有二十年。进入到占典文学领域，我先从熟悉的小说着手，但是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还必须研究中国的诗文。所以，我又研究了李杜诗学、楚辞诗学以及宋元时期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文学。这两年，我的精力主要都放在了研究先秦诸子上面。就这样，在明清、唐宋、魏晋、先秦分别"打了几个桩"之后，我又开始思考文学的整体观问题，进入到对文学的整体研究当中。因为只有站在贯通古今、会通多域的角度上，才能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个精神谱系是一如何发生、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变异的，从这个基础上来思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包容性，思考国学的深层脉络及其精神内核，才是有理有据的。

传统是与现代对话的伙伴

　　记者：在诸子学研究方面，前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面对前人浩如烟海的研究著作，我们应当如何取舍？

　　杨义：以清代学者为例，他们研究学问有一种集大成的风范和功力，但我们也不必一味地"仰脖子"，有作为的学者应该看出他们的成就中也包含着弱点。首先，他们回避民族问题，不敢讲胡汉问题或者华夷问题。李学勤先生曾和我交流过，他认为这是清人的禁区。其次，清人认为只有圣经、贤传和正史才是可信的、有价值的，而民间市井的东西是很低级的，是不雅训、不可信的，而且价值观是边缘化的。发现前人的弱点，就是发现今人可以开拓的空间。

　　记者：您认为我们在重视正史资料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重视民间的观点？

　　杨义：是的。正史以它的官方意识形态来过滤材料，那些没有获得话语权的东西，就留在了民间，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是它们一直在民间生长着，对整个民族文化的生成、发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做学问有必要在文献丰厚处着力，又在文献空白处运思。民间的观点，在世代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的确产生了一些添油加醋的成分，但它毕竟还有个底子在那儿，并非完全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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