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就无法解释。比如，为什么颜回和子路有那么多鲜活的材料，为什么"四科十哲"中没有曾子？其实，《论语》经过两次重大编撰，一次是仲弓等人负责编撰，一次是曾子的弟子编撰，一个是汉儒的源头，一个是宋儒的源头。中国这两个最重要的儒学流派，其不同之处，在编撰《论语》时就已然初露端倪。
记者：对孔子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杨义：围绕孔子的评价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一种："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这是又一种。此外还有第三种、第四种，不一而足。把握世界的文化姿态不同，必然导致被把握到的世界不同。就好像一桩姑妄言之的苏东坡与佛印公案所说，佛印看东坡坐姿像一尊佛，东坡却把佛印坐姿嘲弄为"一堆牛粪"，从禅宗的"心中有佛则众生皆佛，心中有屎则众生皆屎"来看，恰好证明东坡心中有牛粪。这是禅宗的"垢净观"。其实，人的心理结构是复杂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的，"心中有"不等于"心中皆是"，超凡人圣的纯粹佛光和万恶不赦的纯粹屎橛，是很难见到的，对复杂人生的考察应有多层次、多维度、多情境的历史理性意识。
记者：您认为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对当代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杨义：以往的历史观多是一维的，从汉到清。绵延两千年，都在崇圣，都仰着头看圣人：到了民国，又以疑古为尚，以为喊着"打倒孔家店"就行了。单维态度容易造声势，但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多维、动态、开放、创新的文化态度，还原中讲究创新，同情中知所超越，将文化遗产梳理出脉络和生趣。我的历史观是不要古今互相埋怨，而是要古今互通智慧，还古人以他应有的伟大，同时给现代人以充分的创造性空间。孔子做了他那个时代应做的事情。他的思想是伟大的，也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化了，孔子毕竟未曾经历全球化和现代化，也没有遭遇过金融危机，现在的我们如果没有新的思维和新的实践，没有创造空间和创造欲望，又何以面对千古文明、大千世界、万里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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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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