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留校后不久，我遇到了一个宝贵的机遇，进入了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国哲学史》编写组。我被分配整理资料，守着那么大一个书库，可以看到从古到今的很多经典文献，于是便开始着手魏晋玄学的研究了。但我发现，玄学家的资料都没有好好整理，非常散乱。于是我考虑如果从正始玄学第一位的王弼入手，通过典籍的整理校释，那么可以给自己的哲学史研究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大学时靠旁听加自学，掌握了一些传统的音韵训诂的小学功夫，以及版本、目录、校勘这些现代文献学知识，这些都是研究古典文化的基础，因此我也想在王弼身上做系统的实践。这些工作得到了很多前辈的肯定，到1963年，《王弼集校释》完成了初稿。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后来我也要求我的学生须从原典入手，最好能够点校注释一本古书，哪怕是一篇古文，这个对自己的训练有很好的作用。

　　当时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也发生变化，开始批评厚古薄今，然后是“四清”“文革”，不停地下厂、下乡，在江西鲤鱼洲下放时除了99%的毛选、1%的马列，就只能读《新华字典》了。不过社会的“无字之书”读了不少，也有益处。

思维方式不对更可怕

　　记者：您的治学道路强调的是从文本资料入手的传统方法，那么此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什么整体看法？

　　楼宇烈：我当时感觉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虽有时代的差异，但根本上是一个类型上的差异，这并不决定谁是先进落后，不应当用一种否定另一种。当时认为中国文化是低级阶段文明的产物，是朴素的、单一的、经验型的、缺乏理性分析的，而马列主义是经过了科学阶段在更高的基础上上建立起来。但是我却一直有一个疑问，如果说我们是朴素的辩证思维，别的是科学的辩证思维，那么怎么能把科学从中分割出来，难道这之间没有联系吗？我觉得两者只是经验上的不自觉与自觉的区分。而且我慢慢体会到这样一个说法，杀鸡焉用牛刀，如果经验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不一定要提升到理性的角度去解决，非要在理性的角度解决，反而会发生质的变化。所以“文革”时候我讲过，如果脱离具体的运用环境，辩证法就会成为变戏法，怎么说都行。总之，我想人类文化的延续不应该用某些东西完全割断。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涌入，此时您有没有发生思想信念上的变化？

　　楼宇烈：信念上谈不上，在思想方法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但是在吸收比较过后，我还是认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应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用另外一个思维方法去研究它，会发生变异，不能把握它内在的结构。原来我认为事情必须明白了才行，最后觉得越明白的，越只是说明一方面的问题。而西方哲学的方法则把语言的功能夸大了，以为语言能说明一切问题，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很多东西无法用贫乏的语言来表达，甚至这世上可能就存在不可言传、不可思议、永远无法认知的东西。

　　我记得当时参加了一个中美哲学讨论会，听到一个美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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