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质疑否定的声音很多，您此时有所回应吗？

　　楼宇烈：当时我们几个同仁编了《中国哲学》这样一个期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方法。但即便是搞中国哲学，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立场，就像“五四”时期一样，有的是要继承发扬，有的则是像胡适那样要从中扫垃圾的，因此我们内部也有很多次激烈的争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讨论中，有的人就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封闭的，没有自我更新机制。但我却认为中国文化最开放，最有生命力。历史上中国文化所以能够广泛吸纳而又保持自己的主体，就是因为她有一个很强大的融化别的文化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地拿来或排斥。所以在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我就专门写文章针对这种风气做了回应。

　　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思维方式已经变化了，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整个文化上出现了两个不平衡，一个是科学与人文的不平衡，一个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平衡。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失去了信心，这是一个根源，因此没有尊重和认同，也就失去了它在比较深入、比较广阔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包容性。我到中医学院去授课，年轻人说读不懂传统医书，我说一时文字上读不懂还好解决，但最难的就是你用西方医学的思维方式去解读中医，不仅读不懂，还会读歪。

要有自己的宗教观

　　记者：您对佛学的研究兴趣是怎么形成的？

　　楼宇烈：我在参与编《中国哲学史》时，任继愈先生给学生开佛教方面的专题课，我做了助教，因此对佛教有了接触和了解。我发现，中国整个文化史，特别是唐宋以后的，根本离不开佛学，否则文学、艺术、思想，甚至建筑方面的问题都不能弄清楚，但当时很多研究著作是讲外行话，停留在表面，高校甚至寺庙能找到一部佛经都困难，更别提《大藏经》了。所以“文革”一结束，我就跟朋友商量要在文本原典上下功夫，于是由任继愈先生挂帅，我主持，和石峻、方立天、许抗生、乐寿民一起编写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虽然这套书现在看来有很多错误不足，但在当时起了很多的作用，许多庙宇里面僧人看的都是这本书。当出第四卷的时候，改革开放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佛经已不是一个难得的东西。它的历史使命完成了，我的研究兴趣却转移到佛学上来了。

　　记者：您常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重视佛教、道教在其中的作用，社会现在对宗教宽容了很多，我们还应做些什么？

　　楼宇烈：一定要有适合中国文化特点的宗教观。由于近代我们接触的宗教概念来自于欧洲，它是和理性、科学相对抗的，被认为是盲目的崇信权威，有神论，一味追求彼岸世界等等。按照这些标准，儒释道并不是宗教，因为三家并不反对个人理性，反而强调自我意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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