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父之蛊”的新义见于鲁迅《从“别字”说开去》（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其先陈友琴在《活字与死字》一文中引用何仲英《中国文字学大纲》中的意见说，古人写别字（通假）虽不应该，但“积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没有法子强人改正。假使个个字都能改正，是《易经》里所说的‘幹父之蛊’”。何仲英是在后一个意义上运用“幹父之蛊”一语的，意谓古人的错字不能改，并嘲笑说如能改正古人写的别字，那就算是匡正前人的错误了。鲁迅作《从“别字”说开去》文，批评这种主张，指出此论其实很可笑，“假如我们先不问有没有法子强人改正，自己先来改正一部古书试试罢，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做‘正字’，《说文》，金文，甲骨文，还是简直用陈先生的所谓‘活字’呢？纵使大家愿意依，主张者自己先就没法改，不能‘幹父之蛊’”。鲁迅跟着何仲英也用“幹父之蛊”的新义，他说古人那些别字确实没有法子改，不能做到匡正前人的错误，因为究竟什么是“正字”本来就是说不清的一件事———语言文字永远在变化之中。

　　（8）第1102页：蜗牛庐东汉末年焦先隐居之草窠。《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关中乱，焦先窜于河渚间，“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搆火以自炙，呻吟独语。”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谈到：记得曾在大夏大学作题为《象牙塔和蜗牛庐》的讲演……

　　今按，指焦先为“东汉末年”的隐士，固然也未尝不可，然不甚佳，因为同传裴松之注引《高士传》云，焦先“或言生乎汉末，自陕居大阳，无父母兄弟妻子。见汉室衰，乃自绝不言。及魏受禅，常（尝）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然则他隐居于蜗牛庐时已经在入魏之后了。《二心集·序言》说：“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住过的那样的草窠……光光地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他称焦先为三国时的隐逸，措词准确，大可不必另起炉灶。

　　（9）第1147页：撒园荽民俗之一种。《语丝》周刊第一三二期（1927年5月21日）所载贺昌群的《撒园荽》一文，曾据《佩文韵府》引《湘山集》称：“园荽即胡荽，世传布种时口言亵语则其生滋盛，故士大夫以秽谈为‘撒园荽’。”……鲁迅1927年7月27日致江绍原信曾摘录《夷白斋诗话》中一则关于“必夫妇两手同种”芝麻，方能“倍收”的记载，认为“颇可为‘撒园荽’之旁证”。

　　今按，贺昌群写文章谈“撒园荽”，而鲁迅写信给江绍原另提一旁证，只这样讲头绪不容易清楚。事情原来先是江绍原在《语丝》第43期（1925年9月7日）上发表《礼部文件之六：〈周官〉媒氏》，开宗明义即道：“《周官》大司徒，掌十二荒政；关于其中的‘多昏’一条，我疑心野蛮时代的中国，本来有以男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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