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生活，“一个陌生人，在这茫茫人海中，更何处去寻找同情与爱？”他希望能寻到精神的养分。对此，他却又是疑惑的：“人类的同情，是轮不到我头上了。但我并不怨人们待我苛刻。我知道，在这个扰攘争逐世界里，别人并不须对他人尽什么应当尽的义务。生活之绳看看是要把我扼死了！我竟无法去解除。”

　　因为是面对作家，沈从文专门写道：“我以为‘能用笔写他心同情于不幸者的人，不会拒绝这样一个小孩子，’这愚陋可笑的见解，增加了我执笔的勇气。”可他同时又不敢抱多大希望：“先生对这事，若是懒于去理会，我觉得并不什么要紧。我希望能够象在夏天大雨中，见到一个大水泡为第二个雨点破灭了一般不措意。”

　　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下，沈从文仍然留下了自己的住址。这个住址，引来了当时已在文坛颇有声名的郁达夫。

二

　　其时，郁达夫正在北京大学任教，不过教的不是文学，而担任着政治、经济及史学系统计学讲师。郁达夫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拿到的是经济学学位，所以，这教的，应当是他的“专业”。之所以接受这个职务，也多半是为生计考虑。由于自己文学道途并非平坦，郁达夫对于正在这条小道上苦苦挣扎的青年，有着许多的理解，甚至——怜悯。接到沈从文这封求助函，他立即抽出时间，按照上面提供的地址，来到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在一个由储煤间略加改造的小房间（沈从文为其命名“窄而霉小斋”）里，见到了颇为艰窘的沈从文。

　　这一天，由于郁达夫回家写有文章记述，所以时间基本清楚——1924年11月13（或12）日。当天北京风沙极大，在风沙中来回，郁达夫的眼睛居然被沙石扫得四周红圈，以致他在上课前，不得不从“高窗口在日光大风里把一双眼睛曝晒了许多时。”

　　北京的天气此时已很寒冷，郁达夫进屋后，见到的是一个极寒碜的形象：屋里没有必须的火炉，沈从文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在桌旁写着。看着沈从文这般瑟缩模样，郁达夫马上将自己的围巾解下，拍拍上面的雪花，带在沈从文身上……这一上午，他们说了许多话。主要是沈从文叙述，郁达夫做了一回忠实听众。（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郁达夫说：“我今天上你那公寓里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沈从文告诉郁达夫，他到北京来，主要是为了取得一个国立大学的头衔。在沈从文看来，只要能从国立大学毕业，至少以后的生计问题可以解决。沈从文还说到了自己的家庭，说是四五年间没有见到母亲和妹妹了，连她们的生死都无从知晓；他还说到了自己在北京的亲戚，曾担任过很高官职的熊希龄。当然，沈从文并没有想去求他的意思……从当时的情景看，沈从文对郁达夫是无保留地敞开着心扉。

　　时近中午，郁达夫便请沈从文到外面去吃饭。在附近一家小饭馆，两人吃了一餐饭，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达夫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付完账后，将剩余的三元多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趴在桌上哭了起来。这件事，沈从文记了一辈子。半个多世纪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访问沈从文，并记下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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