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现实状况下，一个没有钱，没有靠山，却抱着美好希望的青年，郁达夫能告诫他什么呢？“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可是，沈从文这样的青年，能干点什么呢？想到这里，郁达夫有些激愤起来，他带着强烈情绪说：“然而土匪你是当不了的，洋车你也拉不了的，报馆的校对，图书馆的拿书者，家庭教师，看护男，门房，旅馆火车菜馆的伙计，因为没有人可以介绍，你也是当不了的，——我当然是没有能力替你介绍，——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罢，去制造炸弹去罢！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腐泥来调和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罢！我也不知道。”

　　这番话，显然是怀着对当时黑暗现实强烈不满情绪抒发出来的，所以有激愤，有讥刺，有调侃……但是，情感却是真实的。虽然对于沈从文这样抱有美好理想的青年，说来未免太残酷了一些。

　　在郁达夫看去，这种情境，这样的时候，退缩不失为一种相对靠得住的方式：“比较上可以做得到，并且也不失为中策的，我看还是弄几个旅费，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不曾见过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来……”郁达夫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述说那乡村的苦日子：“若没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点的时候，不妨把年老的母亲交付给你妹妹的身体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后去掘一点草根树根来煮汤吃。草根树根里也有淀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时候，常把洪杨乱日，她老人家尝过的这滋味说给我听，我所以知道。”并以为这是一种秘方，可以传授给沈从文的。这里面满是激愤，满是同情，满是对当时社会生存状况的控诉和揭示……这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如果这些个主意对于沈从文不适合的话，郁达夫还有下策：“不得已我就把两个下策来对你讲罢！第一，现在听说天桥又在招兵，并且听说取得极宽，上至五十岁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岁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应募之后，马上开赴前敌，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国地界，虽然不能说是为国效忠，也可以算得是为招你的那个同胞效了命，岂不是比饿死冻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里，好得多么？”

　　这条下策，对当时军阀割据的政治局势，对当时有志向青年的无出路境况，做了辛辣的刻画。在郁达夫看来，倘若这条路不行的话，应该还有一条路：“第二，这才是真真的下策了！你现在不是只愁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饭而又苦于没有勇气自杀么？你的没有能力做土匪，没有能力拉洋车，是我今天早晨在你的公寓里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已经晓得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还能胜任的，要干的时候一定是干得到的。这是什么事情呢？啊啊，我真不愿意说出来——我并不是怕人家对我提起诉讼，说我在嗾使你做贼，啊呀，不愿意说倒说出来了，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就是叫你去偷窃呀！”

　　对于一个有志于读书的、写作的青年，他得生存下去，但是，这个社会所能提供他的最后手段，竟然是——“做贼”。这该是多大和多么深刻的悲哀，多么尖锐，辛辣的讽刺啊！

　　“公开状”的最后，郁达夫要告诉这位青年如何实习“做贼”。“你若要实行上举的第二下策，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的那位同乡的亲戚老H家里，你可以先试一试看。因为他的那些堆积在那里的富财，不过是方法手段不同罢了，实际上也是和你一样的偷来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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