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喧嚣的国学热背后，我们也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季羡林经常被一些媒体称为“国学大师”。其实，季先生的主要成就是在东方学方面，称他为“东方学大师”是合适的，称他为中国的“国学大师”则并不准确；又比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国学培训班都将《心经》、《金刚经》与《老子》、《庄子》并列为“国学课程”，让人不知这里所说的“国学”是哪一国的“国学”？其实，《心经》、《金刚经》为古代印度释迦牟尼所演说，把它们与中国古代的经典作为“国学课程”并列在一起，殊为不伦，缺少常识。武汉大学开设的“国学”专业博士点中，佛教与经、史、子、集并列，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印度的佛教自不待说，即便中国的佛教，也不外是对印度佛教义理的继承和发展。正如称中国的“马学”为中国的“国学”，德国人会不同意一样，称佛教为中国的“国学”，印度人也不答应；再如，古代文学作品摇身一变为“国学丛书”，楚辞专家、红学家都被称为“国学大师”，仿佛“国学”的外延等于“中国古代文学”，其实远非如此。

    种种迹象表明，“国学”这个概念常常被误用，需要清晰地加以科学厘定。

    今天所说的“国学”与古代是不一样的。古代典籍中出现的“国学”是“国子学”的简称。“国子”指“国之胄子”，即国家的贵族子弟；“学”是学校的意思。“国子学”即国家贵族子弟学校。它有三个要义。一是贵族学校，而不是平民学校。《尔雅》说：“国学教胄子，太学招贤良。”中国古代招收平民贤良子弟的学校叫“太学”，而“国学”只招收贵族子弟。二是国立学校，不是地方学校。古代的地方学校叫“乡学”，而“国学”则设在王城或国都。三是学校总称，而不只是大学。西周的“国学”分小学和大学，小学教书、数，也就是文字和数学，大学教礼、乐、射、御，也就是礼教、音乐、射术、御技。

    到了近代，“国学”的涵义发生了变化，一直沿用到现在。现代的“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是一国固有的传统，“学”是学术、文化的意思。“国故学”即一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学术。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最早用“国学”指称本国的传统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日人数激增，在维新运动和五四运动风起云涌、“西学”作为“新学”风靡中国大地的时候，中国学者借鉴日本学者的用法，用“国学”指称本国的传统文化。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通信商谈办《国学报》，以新学批判传统国学，是“国学”新义的最早用法。而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则主张保存和振兴中国传统的“国学”。现代历史上，“国学”曾被赋予三种涵义。一是指一国的历史文化，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胡适。由于历史文化无所不包，外延太大，不易把握，所以出现了第二种观点，即以“国学”指称一国固有的学术，代表人物是钱穆。第三种观点将国学的外延进一步缩小，认为“国学”应当指一国的固有价值思想，也就是“六艺之学”。“六艺”即六经，其中《乐记》属于《礼记》的一篇，所以“六艺之学”实即“五经之学”。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马一浮、熊十力。其实，作为与“新学”、“西学”相对的概念，“国学”可以指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包括经史子集；侧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术层面，主要指经史子；核心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中包含的价值思想、人文理念，也就是五经之学，它是古代中国人安身立命、修身平天下的依据。

二、“人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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