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跟前来！”齐宣王很不高兴。群臣纷纷说：“大王是人之君主，你不过是人臣罢了。大王叫你过来，你也叫大王过来，像话吗？”颜斶回答：“我到大王跟前，属趋炎附势；大王主动走到我跟前，是礼贤下士。”宣王气得脸都变色了，他问：“是国王高贵，还是士人高贵？”颜斶回答：“士贵，王者不贵。”宣王说：“你凭什么这么说？”颜斶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秦王曾下过一道命令：有谁敢在高士柳下季墓地五十步以内砍柴，格杀勿论！他还下了一道命令：有谁能砍下齐王的脑袋，就封他为万户侯，赏千镒金。可见，一个活着的君主的头颅，实际上还抵不上已死的高士的坟墓。”齐王一时语塞。颜斶不依不饶，乘势而下，历数古来圣王无不是得到众多士人辅佐才成就伟大功业的，所以都自称“孤”、“寡”、“不谷”，说明君王的地位不如士人高贵。宣王招架不住，连连说：是我错了，愿拜你为师，成为你的弟子。“士”是臣民的一部分。颜斶敢于在拥有万乘之尊的国王面前宣称“士贵，王者不贵”，并身体力行，不仅为知识分子，也为人民赢得了尊严。
3、民本不是国本。国家与人民孰轻孰重？一种常见的观点是认为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人民的利益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所以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后只是用来扩充国库，加强国防，而将人民生活的改善搁在一边。孟子则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人民的地位应当比国家高。表现在利益分配上，以民为本的国家不应与民争利，而应与民分利。唐甄把这叫做“富在编户，不在府库”。“编户”也就是在户口簿上登记的百姓。一个国家是不是富裕，主要看老百姓手中有没有财富。如果百姓很穷，而国库很富，这样的国家仍然是“贫国”，不能长治久安。此如唐甄所说：“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山丘，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
4、民本不是官本。民意比官意更重要。执政者做出重大政治决定之前，要重视听取人民的意见，而不是仅仅听取左右官员的意见。比如任用人才问题。齐宣王向孟子请教：“我怎样辨别人才、使用人才？”孟子说：“左右官员都说好，不要信；诸大夫都说好，不要信；国民都说好，要重视，考察后发现真的好，再用他。左右官员都说不好，不要信；诸大夫都说不好，不要信；国民都说不好，要重视，考察后发现真的不好，再免掉他。左右官员都说可杀，不要信；诸大夫都说可杀，不要信；国民都说可杀，要重视，考察后发现真的该杀，再杀他。”现代干部任用之前推行公示制度，听听群众的意见，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民利比官利更重要。清初顾炎武主张：“利不在官而在民。”对于当下社会而言，也不失为一种警示。
四、“民本”思想攻守转换
“革命”其实不是目的，它只是维护民权、推翻“无道”暴政的手段。推翻了“无道”的暴政后，就应当实行克己惠民的“仁政”，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既然“民惟邦本”，当统治者残暴无道，百姓走投无路时，人民就有权利走向“诛无道”的“革命”。“革命”是“民本”思想在民不聊生状况下的特殊表现形态。
“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殷革夏命”。《易经》革卦《彖传》提到“汤武革命”，指商汤推翻夏桀、周武王推翻殷纣王的革命。它有三个特点：1、臣民推翻君主。2、诉诸暴力手段。3、“诛无道”，为民请命，替天行道。从维护人民生存权利出发的推翻独裁暴君的暴力革命，是“民本”思想的自然延伸。上世纪30年代，罗隆基在批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战斗檄文《论人权》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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