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胜利后，“无道”的独裁暴君已被推翻，不再有什么“与民为仇”的“王命”、“君命”需要“革”了，如果延续“革命”时期的斗争思维，在革命成功后“继续革命”，必然导致在人民中制造出莫须有的假想敌，失去人民的拥护，甚至使自己也成为新的被革命的对象。“革命”其实不是目的，它只是维护民权、推翻“无道”暴政的手段。推翻了“无道”的暴政后，就应当实行克己惠民的“仁政”，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汤、武革命说明：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汤、武之得天下，得其民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所以要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在革命成功后贯彻“仁义”的政治理念。“仁”的要义，孔子说是“爱人”，“义”的要义，董仲舒说是“正我”。执政者如果能以“义”正己，以“仁”爱民，就能得到人民的真正拥戴。

    体现“民本”理念的“仁政”学说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关心民利，保证人民丰衣足食。如管子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孔子说：“因民所利而利之。”二是尊重民意，“宣之使言”，从中观察政治得失，调整政治方针。史载：尧时在衙门置谏鼓，舜时在大街上立谤木，供人们喊冤、提意见。商汤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否。”周初召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西周末期的邵公主张：“为民者宣之使言。”天子主政，务使公卿列士献言，百工进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而后斟酌取舍，迁善改过，这样才能“事行而不悖”。

    商初、周初的政治家在革命成功后马放南山，偃武兴文，鼓励生产，减轻征赋，制礼作乐，推行德治，及时转换为爱民利民的“仁政”，所以商朝存在了555年，周朝存在了791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两个最长的朝代。

    秦朝的统治者不明白这个道理，战胜六国、推翻周朝后继续实行严刑峻法的霸道，大造宫室，民不聊生；“焚书坑儒”，人为树敌；“偶语者弃市”，堵塞言路，结果官逼民反，15年而亡。贾谊《过秦论》分析其间原因：为什么强大的秦王朝会迅速灭亡在一个地位极低、智谋平庸的陈胜手里呢？就在于秦王不懂得“取与守不同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总结的政治取守之道是：取天下贵“诈力”；守天下贵“顺权”，即仁政。

    因此，北魏道武帝总结说：“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临之”。打天下的“革命”成功后，必须及时进行政治之道的攻守转换。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我们一定程度上沿袭了“革命”时期的战争思维。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果断停止了“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将政治之道转换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上来。以发展经济为工作中心，改善民生，提高民利；解放思想，了解民情，倾听民意，集中民智，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第四部宪法修正案。十七大报告重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斗争”到“和谐”的转化，包含着中国古代政治之道攻防转换的深刻智慧。我们正在享受和谐社会建设的丰富成果，应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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