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跟儒生无关。于氏的见解不无道理，对后世颇有影响，不断有人发挥其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收有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的《战国载记》，其中《纪秦并六国章第六》写道：“坑儒之事，所坑者咸阳四百余人耳，且祸实肇自方士。则所坑者什九，皆当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左道欺罔，邪谄以易富贵，在法宜诛也。……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也。”汉武帝时，方士少翁、栾大先后以招引神仙的方术迷惑皇帝，骗取赏赐，前者被封为文成将军，后者被封为五利将军。梁启超认为，秦始皇所坑杀的人，百分之九十是跟汉武帝时文成、五利一样的方士，依照法律是该杀的。这跟于慎行的看法，同出一辙。梁氏更一步指出：秦始皇的坑杀之举，可以扫荡社会恶劣的风气，惩处残害百姓的蠹虫，功劳大于罪过。张分田著的《秦始皇传》第十四章第四节标题就是“‘焚书’与‘坑术士’”，其中写道：“‘坑儒’的提法不够准确，应该称之为‘坑术士’”，并认为“‘坑术士’是专橫暴虐的君主政治下正常统治行为。”

 

然而，反对这种意见的人相当多。目前大部分中国通史著作都讲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些专著还特意驳斥秦始皇“坑术士”说。如安作璋、孟祥才著的《秦始皇帝大传》第八章第二节标题就是“焚书坑儒”，其中写道：于慎行“对‘坑儒’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司马迁《史记》对‘坑儒’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如此重大的事件在西汉初年必然广为流传，不少知情者也能够证实事件的真相。司马迁的父辈是秦汉之际的人，他完全有条件与此事件的知情者接触，很难想象他会把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作为信史传给儿子。”（笔者注：此说不正确。秦亡于公元前207年，司马迁生年有两说：一是汉景帝[注: 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汉文帝长子，母亲窦姬（窦太后），汉惠帝七年（前188）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见《太史公[注: 释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自称。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自序》张守节“正义”；另一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见《太史公自序》司马贞“索隐”。司马迁出生时已经距离秦亡62年或72年了。那时候，司马迁的父亲不可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说“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