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战国载记》中说：“二事同为虐政，而结果非可以一概论。坑儒之事……则所坑者什九，皆当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左道欺罔，邪谄以易富贵，在法宜诛也。……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也。若夫焚书则不然。其本意全在愚民。而其法令施行，徧及全国。当战国之末，正学术思想磅礴勃兴之时，乃忽以政府专制威力，夺民众研学之自由，夭阏文化，莫此为甚，而其祸最烈者，尤在灭绝诸国史记。……自三代春秋[注: 春秋时期，始于平王东迁。他得名于鲁史《春秋》 。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以来，学术渊海，实在史官。……秦燔史记，而千余年先民进化之总记录，一举而尽。汉后学者，乃不得不抱残守缺，悴心力于摭拾考据，否则为空衍冥漠之论而已。学术正始敷荣而摧窒之，是始皇之罪也夫。”梁启超对“焚书”，深恶痛绝，而对“坑儒”的客观效果却有赞词。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的《吕不韦[注: 吕不韦，（?-公元前235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行政管理思想家，中国战国时代卫国著名商人，战国后期著名政治家，后位极秦相。]与秦王政[注: 秦王政》，是由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廖向红执导的话剧。将于2009年7月6日至19日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进行首轮商业演出。]的批判》一节中则认为，“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郭沫若对秦始皇“焚书坑儒”持全面、彻底否定态度。

 

白寿彞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上说：“为了提高皇权，维护秦皇朝的政治体制[注: 政治体制是指政权结构的组织形式及相关法律和制度，简称政体。政体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及其统治秩序，在文化意识领域，秦始皇也采取过加强思想控制，反对是古非今，打击异己势力的严厉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史籍经常提到的焚书坑儒。”“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注: 不经 拼音： 解释： 1.不合常法。 2.谓不见于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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