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元年军需公债(简称军需公债)是南京临时政府发行的唯一一次、也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发行的第一次内国公债。新生的革命政权欲通过发行军需公债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但公债发行并没有给她带来转机，南京临时政府在财政困窘中宣告结束。毋庸讳言，军需公债不是一次成功发行的国内公债，但军需公债所筹措的款项在临时政府财政收入中又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对于维持岌岌可危的临时政府财政仍然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它是我国中央政府有内债发行以来最早正式实施还本付息的内国公债，又具有开篇的意义。

　　关键词：军需公债；南京临时政府；内国公债；发行；最早
　　
　　军需公债是南京临时政府发行的唯一一次、也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发行的第一次内国公债。虽然军需公债发行没有从根本上使临时政府财政转危为安，但公债发行所得对于维持岌岌可危的新生革命政权仍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军需公债是我国中央政府有内国公债发行以来最早正式实施还本付息的内国公债，具有开篇的意义。关于此项内国公债，目前我国尚无专文探讨，笔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祈请识者雅正。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及军需公债出炉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但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作为临时政府首都的南京“库藏如洗”，各省也无“分文报解”。地方各省不但“无一钱供给”，反而电“催拨款，就连湖北这样的首义省份，在财政上也要求中央极力维持”。新的税收无从建立，原有的海关税收又被外国公使团以防止内乱无法偿还债务为名，全部“置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之下”，“各关所收税款，每星期汇交上海，分存汇丰、清华、道胜三行，为归还洋债赔款之用”，临时政府不能支取分文。财源虽无，但用项却巨。军队饷需就较革命前增加几十倍，“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前敌之军，“就时有哗溃之势”。有的军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陆军总长黄兴为此“寝食俱废”，“至于吐血”。除军费浩繁外，政府的行政费用、难民的救济金、烈士子女的抚恤金等，亦属刻不容缓，但都无从支付。临时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的确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央财政匮乏已极”。
　　面对如此困难的财政状况，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发动国民募捐、缩减行政经费、发行军用钞票等等。其中，举借内外债是临时政府作为救急的最主要手段。武昌起义后，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就把能否获得外国贷款看作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从美国到英国，从英国到法国，远涉重洋，风尘仆仆，不懈呼吁，到处交涉，力图从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贷款。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孙中山也从有利于取得外国借款的角度出发，慎重财政总长的遴选，最后以“借款于国际有信用”的陈锦涛任之。陈锦涛一出任财政总长，孙中山就派他去上海筹借外债。但孙中山的借款计划处处受挫，未能成功，发出的借款电文，一直“杳无回音”。外债举借无果，发行巨额内债就成为挽救临时政府财政危机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军需公债由此产生。
　　1月8日，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财政总长陈锦涛联名签署发行中华民国元年八厘军需公债(简称军需公债)。在公债发行弁言中，临时政府指出，民国成立之初，“饷糈筹拨，固难缓手须臾，政费繁兴，又日见其推广”，财政异常困难，并且“军事倥偬，倘乏整顿经营之余力”，“全恃募捐微末，亦无永久继续之功能”，而“公债募集，为文明各国之通例，特吾国未经仿行，又以旧时政府，其信用不孚于国民，故国民亦不知公债之利益。今则民国方兴，与民更始，昭示大信，中外咸知，筹办者无侵吞销耗之可虞，受买者有利息报酬之可冀。而且分期缴纳，定限归还，少数固无细流土壤之嫌，多数更有名誉奖励之法。定章具在，取法至良”。因此，决定发行军需公债。
　　为发行军需公债，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并公布了《中华民国军需公债章程》32条。章程规定，此项公债专充临时军需及保卫治安之用，定额为1亿元。债票不记名，持有者即为债主。票面分5元、10元、1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