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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军需公债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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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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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这种混乱状况，孙中山先后饬令鄂军政府、沪军政府等停止发行公债票。3月17日，孙中山又颁发《统一财政限制各省办理公债》的通令，“将各省所发之债票，一律停止”，并指出“行政以统一为先，理财以核实为要”，公债发行“在吾国为未有之创举，既关民国信用，又系外人观听，一纸无异现银，偿还即在转瞬，因不宜自为风气，尤不可稍涉虚糜”，令各省“嗣后不得借口饷械短绌，径自来部请领债票”。由于此后上海仍在报上刊载发行公债的广告，孙中山再次发布《命沪军都督停止发行公债令》，指出“为免分歧而昭信用起见，中央公债票既经发行，上海公债票应即停止，自是正办。为此令仰该都督，即行转饬上海财政司，将上海公债票即日停止发行。并查照财政部前咨，将已售之债票，查明号码数目，详细列册，克日报部。一面到财政部续领中央债票，继续办理，俾昭划一。”
颁布公债章程之后，临时政府还制定、公布了《公债执行简章》14条以及《财政部咨各省发行公债办法》12条，以明确各地公债处的工作程序和规范公债的实际发行。
三、军需公债发行受挫及南京临时政府终结
军需公债的发行得到国外华侨的积极支持，澳洲、美洲、南洋等处华侨应募颇形踊跃，以致南京临时政府所接“各埠华侨函电定购公债票者日有十数起”。但由于当时全国并未统一，临时政府控制范围有限，国内民众对这一新生政府所发行的公债却持观望态度。“其时民国基础未固，人民应募，不免有所观望。”由各省都督预先领去的债票，或以抵发军饷，或以贱价出售，而以贱价出售的情况尤为严重。如贵州省所领债票10万元，派陈毓善、李桢、余衡钟等在沪销售，由陈毓善、李桢经售的8万元，“以对折售与和兰银行”。安徽所领债票50万元，“大半在沪销售，约以七八折计价”。就是黄兴留守府所领622万余元债票中，由黄兴亲自经手“在各洋行各银行抵押支票”，也有“大半按照票面七八折之间作价”。而陕西所领的30万元债票，由于右任经手，却因“公债价落”，而“不忍出售蚍。 军需公债章程规定发行总额为1亿元，若果能筹得此数，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将大为改观，这一新生革命政权的命运也许将是另外一番景象。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据《南京临时政府收支报告书》所载：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除军事机关和各省都督领取公债330万元外，实际售出公债只有20余万元，即所有实际募得之款不过350万元。另根据王宗培《逐年债券发行数明细表》所载，军需公债1912年1月发行4637630元。关于南京临时政府发行军需公债所得款项数额，还有其他不同说法，如千家驹认为：实际募得之款“不过500万元”；胡文柄认为：“据《支那年鉴》所载，实收之数，只有6367640元”；李荣昌经过考订之后，认为军需公债“最多发行额为173万元”。依此看来，似乎临时政府军需公债发行数目难以确定，但经仔细辨别，还是可以得出确切数字的。军需公债发行并非到此结束，此后仍有陆续发行。根据王宗培的《逐年债券发行数明细表》记载，军需公债历年发行数为：1912年1月发行4637630元，1913年8月发行1720880元，1914年2月发行9130元，1915年2月和8月共发行3510元，1916年8月发行1000 000元，依此计算，至1916年8月发行结束时，军需公债总共发行7371150元。这与1929年交通银行国库股统计所得结果相同，而其他各家所举数额却难以与此相吻合，所以，笔者认为王宗培的1912年1月军需公债发行4637630元之说较为可信。南京临时政府军需公债发行所得也就是1912年1月开始发行的军需公债所筹措的款项总额。千家驹的南京临时政府军需公债发行实际募得之款“不过500万元”之说，实为募得之款不过4637630元的笼统概括。因为军需公债发行结果远不及定额，其所收款数甚至不敌晚清爱国公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窘状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变。
公债发行未取得如意效果，迫使南京临时政府又只有积极寻求其他解决办法，但均无法根本解决财政危机，相反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如发行不能立即兑现的军用票、接受苛刻条件举借外债等严重损害了革命政府的形象。金融恐慌、市面混乱，影响了政府的威信和革命政权的巩固。财政危机同时导致军心浮动、一些重大决策无法贯彻和执行。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是迫使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步步妥协。对于南北和谈，孙中山“本不赞成”，回国后曾表示：“革命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但严重的财政困难使得南京临时政府寸步难行，在革命党人的迅速退却以及立宪派、旧官僚的压力下，“内心大有难言的苦衷”的孙中山不得不于1月15日向袁世凯发电表示：“于议和之举，并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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