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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诗古微》探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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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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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休祥，非独美周国之公子也。”[10]这实际上是对当朝统治者施政的谏言。《召南答问》言《甘棠》召公之意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在树立为民立政的形象。魏源“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发挥三家微言大义而著述《诗古微》的目的，就在于“以《三百篇》为谏”，从而提出自己的施政箴言。 其四、三家同源论的认识。魏源在《序》中说：“余初治《诗》，于齐、鲁、韩、毛之说，初无所宾主，顾入之既久，碍于此者通于彼，势不得不趋于三家；始于碍者卒于通，三家实则一家。积久豁然，全经一贯。朋亡蔀祛，若牖若告，愤悱启发之功也，举一反三之功也。学问之道，固不可浅遇而可深逢者也。”[11]可见，魏源对于“三家实则一家”的认识，是魏源在研治《诗经》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三家同源是魏源贯穿全书的发挥大义的立足点。以一家之说推其他两家之义，以两家之说定一家之义，魏源经常以此来推求三家，从而发挥微言。魏源的三家同源论，既是基于一定考证基础上的认识，又是他面对三家亡佚之说，所需发挥大义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积久豁然，全经一贯”，可见是他长时期思索的结果，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心应手的发挥三家大义，可谓用心良苦。但有时过于强调三家之同，而忽视了三家之说存在的不同，因而有的学者指责为妄论三家同源，不能不察。
其五、富有文学色彩的论说。魏源在《齐鲁韩毛异同论中》说：“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焉。作诗者自道其情，情达而止，不计闻者之如何也；即事而咏，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讽上而作，但蕲上寤，不为他人之劝惩也。”[12]《诗》为作诗者之情观念的表露，是对“诗以言志”文学传统的阐释。他所强调的“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及“正义”、“旁义”的一些理论，都极具有文学色彩。
又在《毛诗义例篇中》以更直接的方式，表明了《诗》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自国史讽《诗》述志，于是列国大夫有赋《诗》之事，自夫子录《诗》正《乐》，于是齐、鲁学者有说《诗》之学。然说《诗》者旨因诗起，即旁通触类，亦止依文引申，盖诗为主而义从之，所谓‘以意逆志’也；赋诗与引诗者，诗因情及，虽取义微妙，亦止借词证明，盖以情为主而诗从之，所谓兴之所之也。‘以意逆志’者，志得而意愈鬯，故其后为传注所自兴；兴之所至者，兴近则不必拘所作之人、所采之世，故其后为词赋之祖。”[13]齐鲁说诗之学，乃为“词赋之祖”，这一文学源头的追认，在《诗经》研究领域是空前的。
他在《三家发微下》云：“夫诗之道，今古一同，志有所之而形于言，岂有抒写怀抱之作十不一二，而篇篇美刺他人者？欢愉哀怨，不病代呻，是今有性情，古无性情也。”[14]表明了他对《诗》为抒发性情之作的认识。这些言论，直接刺激了后来《诗经》文学研究的发展。梁启超谓其此深合“为文艺而作文艺”之旨，[15]直破二千年来文家之束缚，从对近代文论影响的角度，点明了魏源《诗古微》中富有文学色彩的论述的价值。
魏源《诗古微》的今文大义发挥，是真正意义上的今文三家《诗》的复活。是清代后期三家《诗》研究的重镇，无论是他的考证成就还是学说影响，在《诗经》研究史及清代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许多创获，为后来研究者所广泛借用。他不仅实际考证许多新说，表明其卓越识见，而且发表对解经的看法，从理论上指导研《诗》之径。如在《变小雅幽王诗发微上》中说：“说经者必明全经之例，而后可以定一篇；亦必综当时之全势，而后可以论一事。”[16]魏氏的解经之法，意在说明《毛诗》在解经方法上存在失当之处，故而导致了偏离《诗》本义。成为后学研治《诗经》的理论先导。
《诗古微》研究所造成的声势，对当时的古文经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引起了一些古文经学家的不满。叶德辉是晚清固守古文的守旧派的代表，他简直无法容忍魏源《诗古微》之类的著作存在，强烈批驳道：“夫不读东京诸儒生传注之全经，而读后人掇拾之残经，不读文完义足之内传，而读断章取义之外传，其心非尽灭全经，以入于异氏之室，必犹有不能息喙者。观于《毛诗》，本出西京，亦谓西京无此学派，则其意固非主张西京可知。其端开于魏源，晚病风魔，虽由于好佛，佛亦岂可好者？其死而因毁《毛诗》也者，则言者无罪；其死而非毁《毛诗》也者，则闻者足戒。”[17]可见叶氏不仅从古文经学家的立场出发，言语之中尽是对今文学的不满，而且对魏源进行人格上的攻击。当然他这说法是有历史背景的，是针对戊戌时期维新派倡导今文经学，主张“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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