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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生产中的偶像制造与消费及其媒体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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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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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在历史上的“主体 性”一次次沦为笑柄，但人还得通过“神”在历史上得以“自我确证”。
当代中国的偶像制造和消费之所以呈现出偶像繁多驳杂与众声喧哗的局面，除了具有 其产生的社会现实土壤与当代人新的自我认同的危机之外，还与当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高 技术以及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有极大关系。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大众传播活动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全方位的，甚至是植入性的。 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几乎无法与大众传媒脱了干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媒指导我们的生 存与发展，也就是说与我们生存相关的一切具体的事宜均在传播媒介的指导下进行的；与此 同时， 我们如何认识自身与人类的发展，认识社会的进步，如何处理好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都依赖于传媒的指导性意见。而且，一些价值观念往往是经过传媒对偶像 的塑造来实现的。
综上所述，社会转型、当代人的认同危机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极速发展，既为偶像的制 造与消费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其在技术上、观念上提供了足够的支撑。所以，三方 合力使得当代偶像的制造与消费不仅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产业，而且成为一种独特的媒介 文化现象。那么，当代社会的偶像制造与消费具有何种特点呢？ 第一，驳杂化。从各种各类的偶像来看，当代偶像无论在类型上还是在形象上颇为驳杂 。“泛偶像”一词足以说明人们的偶像崇拜所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除了传统的政治偶像、 经济偶像、文化偶像和道德偶像之外，搞怪、搞笑、搞俗者也开始成为一些人崇拜和追随的 对象。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偶像制造得以摆脱传统路线，完全可以通过自助的方式来完成， 从而使“人人都能成为偶像”在实践上成为可能。“木子美”的一举成名，以及之 后“芙蓉姐姐”等越来越多的另类人物跃入公众视线，都是这种特征的诠释。偶像制造与消 费中不仅有生产性偶像，更多的是消费性偶像，即所谓“三星” （歌星、影星、体育明星 ）偶像，也有其他种类的偶像，如彼尔•盖茨、鲁迅、毛泽东、金庸、杨利伟以及“感动中 国”的那些平凡或不平凡的人物。所以，从偶像的“英雄谱”上来看，呈现出不同的面孔， 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的人格魅力，不同的价值指向，颇具纷然杂陈之势。如此驳杂的情形 ，自然与当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与个体选择的自由性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二，泛俗化。当代偶像的另外一个特点可以用泛俗化来概括。在后现代社会，一切均 处于解构之中。在各种高科技手段与商业模式下制作和包装出来的视觉上完美无缺的偶像们 ，逐渐让人产生反感；而以相反的形式出现的人物或现象，迅速赢得一些人的青 睐。不管是“芙蓉姐姐”还是“菊花姐姐”，无不是商业化包装的产物。在市场化成熟到连 明星的一举一动都要经过精心策划的今天，这些没有包装而又略显另类的人物能在一夜之间 俘虏一些人的心，这正预示着一些人已经出现了反偶像、反名人的情结。况且，在审美日常 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形势下，一切均在向凡朴甚至庸常中进行。还有，如果说前现代 社会依靠“神”示在指导社会生活，现代社会依靠智者来指导社会生活，那么在后现代社会 则是自己在指导社会生活。也因此，体现在偶像问题上就是泛俗化。它既可以体现为平凡普 通的百姓在日常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某种特质而成为偶像，亦可以是超凡脱俗的神圣之 物因其所具有的“神”性而成为偶像，但此二者均需在朴凡大众中找到情感或价值的对应点 ，将其“特质”或“神”性播撒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其成为偶像。所以，偶像所具有 的“神圣”性或“神圣”化，依然具有某些泛俗的性质。
第三，媒介化。当代偶像很难与大众传媒脱离关系，无论何种偶像均与大众传媒的推波 助澜、鼎力推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生产性偶像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 观的载体，大众传媒对其的推荐不遗余力，那么消费性偶像的产生更与大众传媒关系密切 ，即便是传统的传播媒介在推荐过程中有些懈怠，网络媒体也会因其所具有的开放与交互性 在偶像的自我制造中勇拔头筹。如2004年底到2005年初，“芙蓉姐姐”在北京大学的BBS上 将自己炮制为众多人士的超级偶像。 一时间，“芙蓉哥哥”、“芙蓉妹妹”甚至“芙蓉阿姨”成捆扎堆地出现在网络媒体上。与 其他偶像生成不同，“芙蓉们”利用网络媒体自成偶像，真可谓是民间偶像制造的完美的经 典案例。可见，当代偶像的制造与消费均与媒介关系密切，没有媒介的鼎力推举，没有主动 靠近媒体的勇气，没有利用媒体的成熟手段，偶像的产生虽有可能，但必然会倒退为极为原 始的阶段。当代偶像制造与消费的这三大特点并非彼此剥离，相互间毫无干系，而是彼此粘连与融合为 一体的。
三、 偶像消费的特点及其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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