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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生产中的偶像制造与消费及其媒体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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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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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价值和理想。人们崇拜 他们 ，多以他们的生平作为立志的方向，以他们的业绩作为自己前进的参照。特别是人们面对人 生道路上的曲折和各种困难时，这些偶像往往能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心。
消费型偶像：是消费型文化、快餐文化的产物，它更注重外在形式，是一种时 髦的追求，如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等等。在信息时代，借助全方位的商业包装和无孔不入 的广告，透过现代传媒的强大力量，社会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新的偶像，从小虎队到F4，从张 国荣到周杰伦等等，对这些偶像的追随往往停留在感性认识或物的层面，如服装、发型、语 言、语调、词汇、神态、容貌、动作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的提高和阅历的加深， 这类消费型偶像会逐渐淡出崇拜者视线，消费型偶像一般生命力不强，只能算是偶像崇拜者 生命征途中的匆匆过客。
二、 社会转型期偶像制造与消费的新趋向
偶像的制造与消费，在当代中国真可谓是甚嚣尘上。偶像与偶像崇拜者相互依赖，在 “鱼水关系”中“共演一炉”并呈众声喧哗之势。
应该说，从19世纪特别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 与世界发生了广泛联系，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在这种广泛的联系中被逐 步融解，在 被迫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的过程中，中国原来那种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被截断， 不自觉地走上“现代化”道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及当代社会对现代化的不遗余力 的推进，当代中国人在不同程度上经受了启蒙理性的冲击与教育，对一切“神性”已有一定 的免疫力。但是，理论的推理并不能解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对现象的阐释还需深入到现实 社会的肌理之中。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更是 变化超常，特点明显。“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同质性的消解。在过去计划模式 的社会里，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如果不作价值评价 ， 那么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一元主义的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高度协调 的，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解释，非常‘配套’。而到了90年代，三者之间的这种同质整合关 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呈现出分裂的状态，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以及经济与文化之 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存在高度同质的、可以相互支持与阐释的配对关系。”［3］1这 种“配对 关系”的松懈或解体，就会出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变革速度的不一致，经 济最快，文化次之，政治滞后。同时，“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内部也呈现分裂、多元 的状态和异化的倾向，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政治因素的并存，以及多种文化价值取 向并存的局面”［3］2。许许多多的“并存”有如镜中月、水中花，如何让人能看得 明白？对 于知识分子来说产生了阐释中国的焦虑，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就有了难以释怀的忧愁，因为我 们看不透和读不明白当代中国社会是如此的高度异质，要想找到一种万能的、无所不包的、 一次性的、一揽子的将所有问题一网打尽或统统解决的方法是绝无可能的。这么说与偶像 的制造与崇拜有何关系？可以说，社会的高度异质是当代中国社会偶像制造与消费的最为温 暖的“蔬菜大棚”。当然，高度异质、让人捉摸不透的社会必然会产生我们所言的偶像，以 及偶像崇拜吗？显然不是，偶像的出现有社会认知方面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在这种情景之下，当代国人的自我认同在精神上出现了新的危机。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缺少一种框架和视野，在其中事物能够获得一种稳定的意义 。……所有这些可能性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易变的，或者未定的。这是一种痛苦的和恐惧的 体验”［3］38。
20世纪90年代，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之一是“ 世俗化”，与此相关的现象包括商业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新的文化价值 与生活方式以及大众文化的出现。可以说，这股世俗化的浪潮在席卷中国的同时也全面地渗 透到了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这些新的变化引发了当代中国人新的认同危机。也许，任何一 个 时代的人对于所崇拜的偶像的心态可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企图通过将 自身融入偶像之中以期待“得救”。从旧时的草木鸟石、风雨雷电到新时代的科技商品，因 时代的发展一个个旧神黯然逝去，而一个个新神又应运而生。这虽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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