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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史论中事实与逻辑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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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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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期，以雕版印刷的佛像和佛经为标志。但那时佛像佛经的刻印复制，并不是投入市场销售的，而是免费布施于寺院、传播于信徒的，属于非买卖的宗教文化传播现象。这种出版历史观与其出版的逻辑定义自相矛盾，将公元6世纪前即魏晋南北朝以前的竹简、版牍、帛书、碑刻等大量的经、史与诸子文本都排斥在出版之外。其下限则截至铅活字排版或激光照排胶片印纸读物的今天，以纸质的书、报、刊为标志。这种出版观判断中国的编辑出版史仅有1300多年。显然，这是由印刷技术决定的出版历史观。第二种观点认为：出版是以文字图像符号编述某种内容意义并出示于版媒体的文化现象。由此导致的文化出版史观，把中国出版史的渊源视为殷商时期的“版册”文化或“册典”文化，以编写大量占卜内容的文字辞章并刻制于甲骨版片上的文献为标志。随着历代编辑思想和出版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出版物，从“百家”著书立说，到孔子编订“六经”，再到“史传”、“艺文”，直到经、史、子、集“四库”图书结构，以及现代开放的报纸、期刊和“百科全书”式的出版结构。乃至初露锋芒正快速走向未来的数字出版文化，正以大量产生发展着的胶片、磁带、光盘和数字化网络媒介为标志，向我们昭示精神更丰富、思想更先进、媒介更多样、技术更完美、交流更迅速的繁荣景象。
为了不致引起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哪个先哪个后的争议，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类的逻辑怪圈，我们将编辑活动界定为对文化内容做审选编构的精神创造行为，即“文化缔构”活动，而把出版活动界定为将编辑作品以物质载体形式复制并传播的技术生产行为，即“媒介传播”活动。这两种活动，都是任何文化媒介载体所不可或缺的两种相辅相成的创造力之来源。一面赋予其文化内容在传播交换与流通中不断增生、发展的精神价值，一面赋予其物质与技术的质量，似乎兼有年代、版体，可供收藏、鉴赏与研究的文物意味。编辑出版的文献物品，确实有些类似货币的性质，较之一般商品具有更为普遍的深层的文化价值与学术意义。
中国的出版文化，内容丰富，历史悠久。“版”字，在甲骨文中写作“片”，是龟甲壳片或牛胛骨版的象形字。有时只用片字的一撇，表示一个甲骨片侧放时的形状，一片一片编联起来，从其侧面看，则像“册”的形状。刻写文字的竹木版片，有时也写作“板”。后来，在文字改进统一的过程中，人们用形声构字法造出“版”字。所以，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谓：“版，片也，从片反声。”段玉裁注释日：“凡施于宫室器用者皆日版。”而用于书写、刻字和教人解读的版，古称“牍”，段注为“书版”。总之，“版”是指在其表面刻写或勾画文字符号，记录和传播思想意义(内容)并可供人解牍释义的版片状媒介载体。
“出版”这个概念，关键在“版”字上。将文图符号刻写在版上，表示一定的意义内容，就是版。“出”字，本指把版拿出来，抬出去，出示于人，或出示于众。并无销售赚钱的商贸之意。中国古文献均用文人雅士的书面语，称“刻板”、“雕版”、“付梓”等，意为将文稿镌著于版，可供印行问世。查阅《四库全书》电子版，“出版”二字连写的，共有10处，基本上属于动宾词组，而不是一个词。如《老学庵笔记》卷6说：“有楠木版揭粱间，甚大，上写有李杜诗，笔亦雄劲，体杂颜柳，不知何人书墨，挺然出版上。”是指把文字出示在版上。又如《太平广记》卷3《甄异录》所记：“吏日：‘命召君为主簿’，因出版置床前。”是指把版拿出来放在床前，晓示于人的意思。这“版”指的都是上面写或刻有文字内容的版媒体。凡是把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文字符号刻在版上，写在版上或印在版上，并把这“版”抬出来，立起来，放在外面，给众人或他人阅读的，就叫出版。例如石碑立在“通衢要路”给过往行人看的，或把板报之类放在室外给人看的，古文就称之谓“出版”。白话文中的“出版”，作为一个词，其意义同于古文献中的“刻版”、“付梓”、“雕印”或“印行”等，包含有雕刻、书写、复印、装订、发行等行为内容，当是文人雅士的书面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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