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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史论中事实与逻辑的统一

时间:2009-7-24 13:44:24  来源:不详
语流行在民间刻书行业的俗语。也是版媒体随着雕刻印刷技术的发展,内容所指日益丰富多样,概念逐步泛化的结果。而这已是近代的事情。英文的publish也是17世纪之后才定义,其中主要意思是出版问世。发行营销则是19世纪初增加进去的“后起意义”。泛化并不都是不好的。宽泛的、广义的概念或定义在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中都是一种逻辑抽象方法。在思维发展的过程中,概念的普泛化与窄狭化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思维方式,直接关系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发展变化。“编辑出版”这个概念,从原初编写或刻制某种简单的版媒体,发展到现在对多种版媒体的审选编构及其一系列的印刷制作、经营和行销等工作过程,其概念所指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断演变进化的。简单地根据某一具体时段具体空间中的情况来界定整个学科的普遍概念,并不是严肃的科学研究方法,而是一时一己的经验认同方法。

  一些研究出版学的同志,曾经把中国出版的历史起点锁定在抄写或刻版拓印的汉唐之际,逻辑起点则源自一个现代定义:“出版是将他人的作品,进行编辑,复制,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而且明确提出了“出版三要素”,把编辑、印刷和发行这三个不同性质、不同程序、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的业务合成为一个“出版”。这种“大出版小编辑”的观念,显然是我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存在的现实出版体制的反映,是出版主体玩的一条“三截鞭”,美其名曰“编→印→发→条龙”。这种现行的出版体制,与古代皇家最高编修机构负责编书,下边设立书局、书馆、作坊负责印刷,另以民间刻坊、书商为补充的体制不同。也与现代报纸、期刊以编辑部或编委会为决策领导,下设若干采访、编辑、印制、发行部门的体制不同。在古代,编书者掌握出版权,什么书可出,什么书不可出,编什么书,怎样编写,都是编者决定的。编辑者是官,出版者是商,印制者是工。官管商,官管工。即使民间出版业、刻书的作坊,也往往由著名学者或退休官僚,或藏书家领衔主持,出版商也往往是有较高学衔功名的人。我国现代期刊、报纸部门,大多是主编负责制或总编负责制,还保留着传统的以编辑为主,兼管出版的特色。我国早期的民营出版业虽然受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商业体制的影响,但传统的官、学、商等级尊卑观念仍相当鲜明。大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其主要决策管理者都是名副其实的学者、专家,他们以编书为业,兼营出版印刷,因而才博得了出版家的称号,否则只能被称作“出版商”。但是,就在这种现行的出版体制催生的“编→印→发→条龙”观念宣示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存在的就是科学的”,“实用的就是理论的”等简单唯实论哲学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将现存的类似列宁所说的“半封建半奥布洛摩夫式”的出版体制冲击得摇摇摆摆。“大出版”压不住阵脚,新书商要作龙头;编辑,也不能埋首伏案,而要独立策划,面对市场,甚至面向影视、网络媒介寻求大显身手的机遇。印刷厂什么赚钱印什么,或奋起独立,或联合重组,也要当市场主体。各种新型的电子媒体又无情地挤压传统出版,名目繁多的“文化工作室”自行策划,编辑书刊文本并借号出版。老的出版体制在整个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即将不复存在,由此引发的“大出版”观念,还能合理地生存下去吗?那么,所谓“出版三要素”“出版一条龙”之说还能作为实用论的花环戴在高速变革着的出版现实的头上吗?至少从整体上看,龙头、龙腰、龙尾巴的位置和次序,运作方式和过程不能再按“要素”哲学的规则像原来那样运行了。
  于是中国编辑学会原会长刘杲同志在其十多年潜心研究编辑与出版活动的基础上,提出了“编辑活动早于出版活动”、“编辑活动大于出版活动”的观点,同时提出学会的学术理论研究任务是自主的理论创新。要在我国创建科学的“普通编辑学”。
  理论似乎又回到它的历史起点。甲骨文的编辑使得甲骨版成为能够传世的文化媒介。也正是甲骨版的问世和流传,才使得甲骨文的编辑能够展示其特有的文化密码。而能够破解编辑密码,参与文化创造并推动编辑不断创新的,却是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读者。这种占卜的过程就是卜问→占兆→编验→刻契→阅读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可见,甲骨文时代,出版活动要素具备、程序完整地被媒介历史记录了下来。如果说,出版需要创造作品、编辑版面、复制印刷、发行传播等不同的专业角色和工序共同参与活动的话,甲骨文本身就是这样由多种专业角色连续不断参与创造的文化成果。其间交织着出版的创造物质载体使其传播久远的技术线索和编辑的构建文化内容使之形成精神力量的线索。
  当历史事实的大前提小前提诸要素具备时,理论的逻辑就开始推演和判断了。甲骨文的书写符号、卜辞文体与其版面编辑,许多人都已论述并且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甲骨卜辞是不是当时就被复制过,复制过多少版片呢?这需要历史提供事实证明。从技术方面推论,能刻制一个版,就能刻制第二个、第三个版。从文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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