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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时间:2009-7-24 13:44:29  来源:不详
募集人丁运米,同时在黄河岸边的“卫州置 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通过这些粮仓存贮附近地区的粮 食,然后一级一级“转相灌注”,次第西运,把关东地区的粮食运往京师大兴城。这是隋代 首次启动渭河航运来运输漕粮[3]卷24《食货志》。
  隋文帝时在华州设置的广通仓,位于渭河口附近的渭河南岸。这个广通仓同广通渠一样,也 是冲犯隋炀帝杨广的名讳,所以,在杨广登基后被改名为永丰仓[10]卷2《华州华阴 县》。渭河上的漕船自然要在这里停泊,因此,这里也是渭河上重要的漕运码头。
  渭河漕运启用了仅仅一年,就发现存在有严重的航运障碍。这主要是渭河河床淤积泥沙过多 ,“流乍深乍浅”,致使航道许多地段已经淤浅阻碍航行,“漕运者苦之”。在这种情况下 ,隋文帝只好又施用汉朝旧策,于开皇三年,下令开挖漕渠[3]卷24《食货志》。
  开皇四年九月,漕渠通水。隋文帝亲临灞河岸边,观看通水的情况。开挖漕渠的紧迫性 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隋代使用漕渠运输关东的漕粮,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维持漕 渠通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业二年以后,隋炀帝移都洛阳,已经没有多大必要再多向关中 漕运粮食,因而,便不必在漕渠上花费大多的力气,估计最迟至大业二年,漕渠就已经不再 通漕。这样计算,隋代漕渠的整个使用期限,不会超过22年。
  唐朝初年和隋朝初年一样,也没有从关东各地大量漕运粮食。在高祖武德和高宗永徽年间, 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等人曾先后上言,建议在不同地区开挖渠道,水运物资,可是,却一 直没有利用渭河水道向关中大规模输送粮食等物资。显而易见,这时各地的经济还没有从隋 末战乱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既不宜过多征收粮食,也不便征发太多劳役。当时每年只是 从关东陆运20万石上下的粮食,数额很小,微不足道。高宗咸亨三年,关中遭遇饥馑,粮 食严重匮乏,这才按照监察御史王师顺的建议,通过渭河,漕运河东绛州的粮食入京,并在 东渭桥头设置渭桥仓,存储通过渭河运来的粮食据王溥《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卷87《漕运》;欧阳修等《新唐书》 卷53《食货志》三。。
  东渭桥仓也是个重要的运输码头。在漕运旺季,东渭桥头舟航聚集,甚至略有几份江南水乡 的景象,唐德宗贞元人李观,尝谓桥下“舟者如徼”[11]卷1《东渭桥铭》;大中 、咸通间人李频亦曾描述云: “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12]96除了东渭桥仓以外,唐代还沿用了隋代的永 丰仓,作为渭河口上的码头和仓库。
  过了东渭桥仓再向西,在禁苑内汉长安城的西北角,也就是中渭桥的南头岸边,还设有一个 粮仓,这个粮仓也叫太仓据宋敏求《长安志》卷6,《宫室》四《唐•禁苑内苑章》;又据司马光《资治通 鉴 》卷229,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马燧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屯中渭桥”条,元胡三省注。。由于唐代的太仓本来设在宫城掖庭宫的北面,所以,对这两 处太仓的关系,从很早就引起过争议据李好文《长安志图》(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校勘宋 敏求《长安志》附刊本)卷中,《图志杂说》第220页,即尝依据宋敏求《长安志》没有 记述掖庭宫中的太仓,否定这一太仓的存在。。其实,长安城附近的几个仓储,都可以冠以太仓 之 名。例如东渭桥仓有时就又被称为“东渭桥太仓”[6]卷53《食货志三》,而长安 城禁苑西北的这座太仓,为了 与宫城中的太仓相区别,另外又有一个名称,是被称作“北太仓”[13]71。北太仓 的渭河运输码 头当然就在中渭桥边。《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元年间韩、杜亚运送江南粮米至“东、 西渭桥仓”[6]卷53《食货志三》,西渭桥有仓未见到其他文献记载,所以,这里 的“西渭桥仓”很有可能就是 “中渭桥仓”的错讹,指的就是这个北太仓。北太仓的地位和作用似乎远远不能与东渭桥仓 相比,大多数漕船应该还是停泊在东渭桥仓下。
  唐高宗开通渭河漕运以后,运送到关中的粮食,比以前有所增多。然而,朝廷的财政开支和 粮食需求这时也在大幅度增长。由于三门峡险段河道对黄河水运的阻碍,以及渭河水运的艰 难,还是供不应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采取过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皇帝率领百官诸臣 一起跑到洛阳渠“就食”,也就是到那里去吃住花用,以减少一些长安城的开销。据有人统 计,高宗朝总共去过洛阳6次,玄宗也去过5次,唐中宗李显对此颇感愤怒,径称皇帝就食东 都乃是沦落成为“逐粮天子”。另一种办法是在遭到严重饥馑的时候,陆运粮食入京,以解 决普通百姓的生计。但这样做代价也很高,陆运急迫时甚至会把拉车的耕牛累死十之八九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1《市籴考•常平义仓租税》;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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