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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行事”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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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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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综观南朝以前的“行某官(事)”，虽然名目繁多，但有一些共同之处，即它们只是一种任职方式，通常是由某一较低职位的官暂时行使某一较高职位的权力，具有临时性、非正式任命的特点。如汉武帝时，“(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岁余，丞相田蚧死，安国行丞相事，奉引堕车蹇。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卷108，韩长孺传)。丞相田蚧死后，没有另任丞相，而是由职位相对较低的御史大夫韩安国暂时行使丞相的职权，汉武帝本来有意正式任命他，但因为他脚伤严重，最后改任薛泽为丞相。
南朝的“行事”不仅在称呼上套用了以前的“行某官(事)”，而且在任职方式上也继承了“行某官(事)”的上述特点。比如“行事”是由职位相对较低的僚属行使长官的职权，它通常在长官年幼时设置，它也不是一种正式的官职。但南朝的“行事”在任职方式上又与以前的“行某官(事)”有很大的区别，不能将二者混同。
首先，以前的“行某官(事)”之上并没有另外一个长官，而南朝的“行事”之上有都督、刺史等长官存在，且通常是宗王，行事只是行使长官的职权。如汉武帝时韩安国行丞相事，他的上面并没有另外一个丞相。两晋时虽然已出现“行(某)州事”或“行州府事”的称呼，但上面并没有另外一个刺史，与南朝的“行事”根本不同。南朝都督、刺史等加行事的模式是一个创举，有特定的历史原因，这点下文再论。
其次，以前的“行某官(事)”通常由其它机构的官员兼任，而南朝的“行事”通常由所在机构的僚属兼任。如汉武帝时韩安国就是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另外如东汉岑彭以廷尉行大将军事、曹魏董昭以卫尉行司徒事等，都是其例。而南朝的“行事”主要由所在军府的上佐——长史、司马、谘议参军担任⑤，其中长史为首佐，司马掌军事，谘议参军主讽议。就“行府州事”而言，笔者从《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中收集了114个有明确官职记载的例子，其中长史97例、司马9例、谘议参军6例，另外还有属于分职诸曹的录事参军1例、中兵参军1例，基本上是府的上佐。而由州的上佐——别驾、治中从事担任行事的一例也没有，这反映了当时府凌驾于州之上的事实。就“行郡事”而言，笔者收集了22个有明确官职记载的例子，其中长史16例、司马4例、录事参军1例，基本上是府的上佐。而由郡的上佐——丞担任行事的只见到1例：南齐时邵陵王子贞为东中郎将、吴郡太守，由郡丞王思远行郡事，这也是在郡这一地方层级府凌驾于郡之上的反映。另外如前所述，两例“行石头戍事”都是长史，也为府的上佐；三例“行东宫事”都是太子詹事，为东宫僚属。
既然“行事”只是一种任职方式，而非官名，无品级印绶，自然不可能由朝廷“除拜”，那么怎样认定呢?梁初，萧颖达出为信威将军、江州刺史，沈瑀任长史，“璃性屈强，每忤颖达，颖达衔之。天监八年，因入谘事，辞又激厉，颖达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卷53，沈瑀传)沈瑀为长史而非行事，却“每忤颖达”，所以“颖达衔之”，以至勃然大怒。材料从反面说明行事虽然由长史、司马等府佐充任，但有权制约府主，与单纯的长史、司马不同。同时，萧颖达所云“朝廷用君作行事耶”，也说明府佐担任“行事”确实需要朝廷的认定。宋大明五年(公元461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杀司马庾深之，僚属曾共推中兵参军刘恭之行府州事(卷79，海陵王休茂传)，这是特殊情况，另当别论。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晋安王萧纲出为云麾将军、南徐州刺史，孔休源任长史，“别敕专行南徐州事”(卷36，孔休源传)，这是通过“别敕”的形式来认定长史的行事职权，恐非通例。按常理，在长史、司马等除身(南朝的委任状)中写明其行事职权，是一种简便、有效的认定方式。南朝各代正史通常将“行府州事”、“行某州事”等加在长史、司马等本官后面，如宋孝武帝时，邓琬“出为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寻阳内史，行江州事”(卷84，邓琬传)，这种写法也许就是源自除身，但这一推论还有待证实。
二、南朝“行事”的设置原因及其对皇权的影响
南朝行事的设置实际上是与宗王出镇制相配套的一项措施。既然宗王出镇制在西晋已经形成，为何当时没有设置行事，而南朝要设置呢?其设置对皇权又有何影响呢?对此，《南齐书》卷40“史臣日”有一段评论：
帝王子弟，生长尊贵，……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骄剪逸，积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贻虑。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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