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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乡原体例”与地方官府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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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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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官陈尧叟、梁鼎上言募民垦种公田，请每岁所收田租如“民间主客之例”。绍兴六年(1136)，都督行府建议耕垦江淮一带荒田，也称应依“民间自来体例”，召人承佃。此处“民间主客之例”与“民间自来体例’，是指主佃之间如何分配产出的惯例，亦即各地或有异同的收租方法。洪迈《容斋随笔》卷四《牛米》载：“予观今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洪迈(1123－1202)是鄱阳人，据他说当地田主收租的惯例是取生产所得的五成，如果耕牛由田主提供，则多取一成。又据同时期人王炎(1137－1218)所说，湖北地区的惯例则是田主收四成，佃户占六成。除分成外，收租所使用斗量的大小，各地也有所不同。是以有臣子上奏称：“契勘民间田租，各有乡原等则不同，有以八十合、九十合为斗者，有以百五十合至百九十合为斗者。”这种乡原等则不同的大小斗量，是民间收租所用。可见从官方的立场来看，上述关于各地田租的习俗本属民间惯例。
其他方面例证也不少。如雇佣人力，元祐元年(1086)，苏辙(1039－1112)曾提到在汴京一带，“民间每夫日雇二百钱”；又如灌溉管理，乾道元年(1165)，吕广问奏札中称徽州一带塘、堰知首人，“若乡例私约轮充，于官簿内开”，这里的“乡例私约”也应是民间自成的约定。
上述惯例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各地区自然环境不同，土地肥瘠不等，气候条件相异，人口多寡不一，生活中可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即使相同，解决的办法也未必一样。人们处理各类事务，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与当地条件相适应，寻求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能为多数人所认可，由此形成地方惯例。这些惯例并非集权政府强求一律的官方法令之所能规范，因而具有其现实意义。它们既非出自官方的法令，在官府眼中，当然是属于“民间”的。
另一方面，我们所见关于“乡原体例”的记载几乎都出自官方文献，或是官员们的奏札、判词、记文，或是朝廷颁布的诏令、法条，据此观察两宋政府行政“实践”，往往透露出一种官府与民间惯例相互“调适”的思路。
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廷曾下诏：“诸州县人畲田，并如乡土旧例，自余焚烧野草，须十月后方得纵火。”据此可知：其一，宋代各地为备耕烧山即“畲田”的时间是有“乡土旧例”的；其二，朝廷认可各地畲田的“乡土旧例”。实际上，这是延续前代的旧制。《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即有规定不得“非时烧田野”，同时却注明：“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条后所附“议”中更有说明：“谓北地霜早，南土晚寒，风土亦既异宜，各需收获总了，放火时节不可一准令文，故云：各依乡法。”《宋刑统》卷二七《失火》沿录了这些律令。南北各地气候条件不同，地理环境相异，农作时令自然不可能统一，官府的政令不得不遵循这些“乡法”。
两宋各地赋税征收制度也多有此类情形。在真宗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派遣陈靖为京畿均田使时，诏令就宣称租赋之制“将从土俗，当立定规”。元丰六年(1083)，据御史翟思(?－1102)所言，唐州一带因土地贫瘠，民多不愿耕佃，高赋任知州时，“招集流民，自便请射，依乡原例起税，凡百亩之田，以四亩出赋”。又当时《田令》规定：“诸陆田兴修为水田者，税依旧额输纳， 即经伍料，提点刑狱司报转运司，依乡例增立水田税额。”嘉定年间(1208－1224)，范应铃通判抚州时，计算官户筠州黄知府田庄的税钱，即是“以本乡则例”计之。
官府登记田产的习惯办法同样带有地域性。如福建地区因山地较多，“田素无亩角可计，乡例率计种子，或斗，或升”，地方官府则据斗、升折算产钱，“每一斗种大率系产钱十余文”。田产登记簿的具体形式也有地域特点，如户簿的“江、浙之例”，“每段画图而旁写四至，配以产钱若干，其簿之首总计每户产钱，以合官簿之数”。这些惯例多来自乡原，可以想见。
赋税征收是地方政府主要的职责，立制行令当然反映着官府的行政权力。但在现实中，官府为了使政令客观可行，不得不考虑与各地实际情形相调适，而参照各地长期以来形成的“乡例”来立制，显见是事半功倍之举。
当然，这类惯例并非一定完全照搬民间土俗，地方行政必需因地制宜，且历代陈陈相因，法令沿袭既久，也就成了“旧例”，为后政所参照。如前引唐州“依乡原例起税，凡百亩之田，以四亩出赋”，赋既属官府向民户征之物，这里的“乡原例”很可能也就只是前政的旧法，而非民间之土俗。但“官”与“民”之间的界线有时却是十分的含混。即就唐州事例而言，以百亩只征四亩之赋的乡原例，从记载看虽是官府的决策，也可能参照了民间租佃的惯例。这种含混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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