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比较《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史籍要目及其分类情况入手,试图探讨汉魏以来各种史书急剧增加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概括性地论述了唐宋以来有关地方文献收集整理情况,用以说明地方文献整理的特殊难度;就地方文献的资料汇编、文献综论及专题研究等方面,提出了若干系统的建议。

    关键词　汉唐　地方文献　古籍整理

汉唐时期的地方文献虽然多已失传,但是,我们从古注及类书征引来看,其资料异常丰富多彩,而且学术价值颇高。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予谓魏晋诸儒,地理之学极精。”这里所论虽仅限于地理之学,但是无妨扩大其范围,从广义的地方文献方面来理解。这里所说的“地方文献”,包括家族宗人的传记、乡里郡县的概况、割据势力的杂记等,其内容较之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概念似乎有所不同。这是事先应明确的问题。

一、地方文献的收集

    讨论汉唐地方文献问题,不妨从两个时期的目录学著作《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说起。《汉书·艺文志》是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为蓝本,编辑加工而成,主要反映了东汉以前的图书收录情况。其内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收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属于历史一类的图书如《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太古以来年纪》、《汉记注》、《汉大年纪》等主要收录在六艺类《春秋》经传中。《春秋》主要记述的是鲁国的历史,也属于广泛意义上的地方文献,但是这部分图书所存非常有限。初唐时编修的《隋书·经籍志》,所反映的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作为依附经书的史部著述骤然增加,因此在目录中独立开来。不仅如此,像《史记》、《汉书》这样带有官方编修色彩的通史或者断代史著作放在了史部前列,首次称之曰“正史”,凡六十七部,加上亡佚的凡八十部。以下则又细分“古史”三十四部、“杂史”七十三部、“霸史”三十三部、“起居注”四十四部、“旧事篇”二十五部、“职官篇”三十六部、“仪注篇”六十九部、“刑法篇”三十八部、“杂传”二百一十九部、“地理之记”一百四十部、“谱系篇”五十三部、“簿录篇”三十部,“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者,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其中与地方文献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霸史”、“旧事篇”、“杂传”、“地理之记”及“谱系篇”五类,总计四百七十部,四千九百六十七卷,占史部一半之多。史学著述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汉唐时期地方文献编纂繁荣的原因,就其荦荦大者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传统。

古代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记言行。夏殷时代,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汉武帝始置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职掌其事。东汉时期,很多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相次著述东观,蔚然成风。秉承这种风气,汉魏以降,史学异常发达。正史如《史记》、《汉书》、《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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