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大量的校勘问题,如《关中记》“三辅旧治长安城中”条注明出自《通鉴》初平元年注,实际是永元四年。《吴兴山墟名》“三山”条“陇士龙赠顾彦先诗云”当作陆士龙。又如《异物志》“鹿狼”条谓出《御览》仅仅24字,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引文字更为详尽,于义更胜(Ｐ.2858)。如《武陵记》“壶头山”条谓辑自《后汉书·马援传》注引23字。中华书局校点本还有“壶头山边石窟,即马援所穿室也。室内有宅如百斛船大,云是马援之余灵”数字。又《益州记》谓出自《御览》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但是用史传核对,本书录文则讹误甚多,难以卒读。

三、地方文献的研究

    上述问题说明,地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是一项异常繁难的工作。它不像正史那样隶属于官方修史系统,资料相对完整准确,历代刊刻也有版本依据。而地方文献不惟史料价值要多打问号,各家所引的文字也颇为凌乱随意。这就给我们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的优势,或者说我们时代的优势。第一,我们的图书资料较之过去更为集中;第二,前人及同行的研究成果也较之过去更易掌握;第三,经过一个世纪的学术现代化的努力,我们的学科建设也更加成熟;第四,古籍数字化的成就也为我们的整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凡此种种,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个人总的感觉,如果说,20世纪是中西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的话,那么21世纪就应当是在全球化范围内结出丰硕成果的世纪。就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言,集中优势力量,各个部门协调合作,努力完成一些集大成的工作,这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工作不仅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而且通过这样一些承前启后的资料整理及研究的集大成工作,可以充分展现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大国的形象,其政治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因此,我诚恳地呼吁图书馆界与高校科研部门及出版机构精诚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努力使我们的收集整理与科研方面的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为此,我提出几点肤浅的看法供地方文献整理工作者参考。

    第一,资料的系统整理

    系统整理的前提是全面占有资料,包括原始资料和后人辑校成果。逐条编排,并作必要的校勘工作。高文典册,零篇断简,均在辑录之列,汇编《汉唐地方文献类编》。理想的编纂应当分门别类,譬如,根据资料来源,按时编排。如《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刘注、《汉书》颜注、《后汉书》李注、《史记》三家注、《文选》李善注及敦煌文献等顺序,辑录相关文献。倘若有相对完整著作流传于世的,如《华阳国志》这样的书,就选择最古的本子。更重要的是,特别应当标注前人的辑佚成果,至少在相关条目下标注辑录者姓氏。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风范和品格。

第二,史料的甄别概括

在文献类编的基础上,梳理各种地方文献的作者、内容、版本及其价值,编纂《汉唐地方文献综论》。这项工作要充分展现前人和并世同行的研究成果,求全责备,为后人提供一份翔实准确的研究资料。

第三,专题的深入研究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加强专题研究,完成《汉唐地方文献研究》。通过地方文献资料,考察各个地区的行政规划、人口变迁、物产特点、风土民情、杰出人物等,通过这些深细的研究,真正探寻汉唐盛世的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学术研究,需要的是耐心细致的伏案工作,任何坐而论道式的设想其实并没有多少意义。本人撰写这篇小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这种坐而论道的性质,虽然自己一直在默默努力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这里所以不揣简陋,冒昧地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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