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等有数十家注释本,征引史籍数百种。杂传类著述、州郡地志更是层出不穷,包括山水描述、都城建设、地名源流、异域风情、宗教地志等等,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
第二,地方割据。
三国以下,各地割据政权多有史官,博采旧闻,推奉正朔,官修史书自然兴盛一时。《隋书·经籍志》霸史类著录的《赵书》、《华阳国志》、《南燕录》、《秦记》、《凉书》等均属于这一类的著述。
第三,门阀制度。
东汉初年,光武帝下诏纂辑其故乡南阳风俗,作为西汉首善之地的三辅地区,还有高祖故乡丰沛以及中国文化重镇齐鲁等地也兴起编修地方文献之风。特别是随着地方门阀势力的崛起,地理、谱系类著述更是成为人们炫耀门第的一种风尚。家乘郡书、名流传记等乘势而起。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汉唐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成为一时风尚。
二、地方文献的整理
随着大唐帝国的统一,各地图书文献逐渐集中起来,这就为地方文献的集中整理提供了一个基本条件。当然,任何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集大成的论述纷纷问世的同时,各地方的乡邦文献也随之而散佚。这几乎是中国古代著述学史上的一种必然现象。《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各种地方文献,绝大部分已经失传。我们今天只能通过《太平御览》、《山堂考索》、《说郛》这样的大型类书和《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汉书》颜师古注等征引得以管窥蠡测。正因为如此,清代辑佚学家如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河南志》、王谟辑出《汉唐地理书钞》、马国瀚辑《玉函山房辑佚书》、孙星衍辑《平津馆丛书》乃至近人周树人(鲁迅)辑《会稽郡故书杂集》等,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尚没有得到今人的充分重视,也缺乏系统的整理。
我在从事汉魏六朝文献收集与整理的过程中,深感地方文献的重要性。但是,我对此全然外行,深深地期待着学术界能够尽早出现这样的整理著作。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这种强烈的好奇心。浏览前言,作者自称辑录汉唐方志四百四十种,这确实令人振奋。但是,翻阅正文,虽然每一条都尽量标注原始出处,但是,几乎看不到前人的辑佚成果,这确实是不能容忍的疏忽。对此,陈尚君先生在《唐研究》第五卷上发表书评,高屋建瓴地指出,该书贪多务得,挂漏颇多,而“未能充分尊重和利用前人已有的辑逸成绩”乃是最大的问题。其实,不仅是前人的成果,就是今人的成果也未能吸收。本书既然辑录了《河南十二县境簿》,那末,朱祖延《北魏佚书考》地理类辑录的《十三州志》(阚著)就应当辑录。《三晋记》(王遵业撰)仅据《太平寰宇记》辑录一条,而朱书从《太平御览》又辑得一条。又如刘芳《徐州人地录》据《太平寰宇记》辑录三条,而朱书又从《北堂书钞》辑得一条。
问题显然还不止于此。譬如说,既然标明《汉唐方志辑佚》,那么,汉唐时期哪些地方文献符合今天的“方志”概念?这涉及到辑录的范围和取舍的标准。可惜作者在前言中并没有对此作任何解说。而且,作为一部资料性质的著作,书后也缺乏必要的索引。这姑且不谈。作者自称“十余年来,从四十余种、六千余卷类书、地志、史书、子书中共辑出汉唐方志四百四十种,约四十万字。”所下功夫可谓勤矣。但是仍有一些典籍,特别是域外所存古籍,依然可以辑录许多资料。如唐代张楚金编《翰苑》,《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七卷,《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三十卷。南渡以后不复著录,估计已经在中土佚失,而在日本尚保存旧钞本,其中收录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如《隋东藩风俗记》、《括地志》、《东夷记》、《肃慎国记》、《邺中记》、《高丽记》等。类似这样的著作在韩国、日本等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尚保存许多。
当然,这些域外资料,限于条件,无从一一披览,也无可置议。不可思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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