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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及外传日本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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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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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托。花纹简练豪放，色彩尤其浓郁富丽。金彩绒是元以来最名贵的绒织物，这件绒很可能是明代这类织物的代表作。
定陵绒袍与一般的绒织物不同，它正反面均有高约6.5－7.0mm的绒毛，大概是当时生产的天鹅绒的一种（它是在万历四八年，即公元1620年入葬的）。其织地为平纹组织，经密为每厘米68根，纬密为每厘米27根，经线较细，纬线较粗。绒经与地经按2：2排列，纬根为三纬固结。织作时其正反两种绒经和地经可能分于三根经轴，地经张力较大，正面绒经次之，反面绒经又次之，全部使用起绒杆起绒（大概是用较粗的金属杆）。正反两面的插法和起绒方法稍有不同，正面的须起动正面绒经插于其下，形成绒坯，背面的须同时起动地经和正面绒经，插于其下，借助地经的努力和金属杆自重，迫使背面绒经下沉，形成背面绒坯。割绒时，正面的可能在机上割，背面的则须下机后进行。
在上述几件绒织物中，最为精致的当系定陵绒袍。这件绒袍的设计思想是相当周密的，由于两面均有长绒，而背面又有绢衬，不仅具有绒毛丛立的外观，厚度较大和手感柔软的效果，而且具有与绵衣（絮绵）相似的良好保暖特性，非常精巧，也非常实用，在现知古代各国的同类织品中似乎还没有发现过，即使将其置于现代绒类织物同列中，也略无逊色，实为难得的产品，无愧于“机制云蒸，殆夺天工”之美誉。
3．明代起绒织物对日本的输出
中国古代生产的起绒织物属于贵重织品，其贵重程度仅次于锦和缎，是历代对外输出丝织品中的重要部分。
明代是对外输出这类产品比较多的时期。明代的外贸对象，最重要的是南洋地区及其以西的一些国家和岛屿，其次便是日本。明代虽然一直采取对日禁运的政策，但是并不能阻止商人私自往来贩运两国的货物。中外文献对这一史实亦多有反映。
日本的萨摩是当时中日两国海上交通的要津，据日本《异国日记》载，庆长14年（万历37年，公元1609年）七月有中国商船十艘抵达其地与萨摩的岛津氏联系交易，其中三艘的船主名叫陈振宇和陈德，所载之货内有：“缎、绫、紬、素、帽科六零三匹及天鹅绒若干。”另外这些船所载之货还有“土人仔”一项。按“土人仔”即泥娃娃，系漳州特有的土语，现仍沿用。由此推之，这十艘船大概均系中国漳州之商船。”
另据《罗山文集》卷十二说：自庆长十五年起（公元1610年，万历二十年），中国南京、福建商船航贩长崎者逐年增多[4]。明代福建的商船多系经漳州的海澄出海。漳州是明代起绒织物的主要产地，从此地出海的商船必定经常携带这类物品，亦是可想而知的。
明末的郑芝龙是当时海上渠魁李旭的义子，曾经居日多年，娶日本武士家庭出身的田川氏为妻，以在中日和南洋之间的海上武装走私为生。启祯之交海寇蜂起时，“洋舶非郑氏令不行。上自吴凇下至闽广，富民报水如故，岁入例金千万。”[5]受抚后，亦兵亦寇，仍垄断明朝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他曾在崇祯十年（公元1641年）七月，派遣六艘商船绕经台湾航抵日本长崎，载运缎子二千七百匹，天鹅绒五百匹。
日本元禄八年（康熙三四年，公元1695年）刊印的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是专门记载与日本通商国家的物产和航运情况的著作，虽刊刻时间较晚，但所反映之内容均为明末清初之实际情况。在此书介绍各地的土产名录中，广东和福建两省均有起绒织品。说明这两地所产起绒织品已输出到日本和其它国家，故引起他的注意，将其列入书中。
明代向日本输出这类产品，主要是供统治阶层享用，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可能很喜爱这类织品，所以销往其地的比较多，特别是明代后半期就更为频繁了。上面征引的文献，内容都比较具体，很能说明问题。明了这些情况，对我们研究中日两国起绒技术的发展，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4．明代起绒技术外传日本
根据现有材料看，中国古代起绒技术的对外传播，可能发生过三次。
第一次，大约发生于12世纪前后，传向西方国家。大概先传到中东，后来又传至欧洲。过去有人考证过欧洲起绒技术的来源，认为是十字军东征时，因在中东得到这类织物而移植过去的。这个论断所说的欧洲开始织作这类织物的时间，可能是对的。十字军起于公元1096止于1291年，其时中国起绒织品正大量的行销阿拉伯国家，十字军在中东得到的起绒织物可能即中国向西运送的这类产品的一部分（那时中东地区还很少生产这类织品）。但其所得似乎不仅限于织品，还应包括一些织造技术。11至13 世纪，中国旅寓中东的人比较多，其中有一些纺织工匠在当地织制纺织品和传授技术。十字军在中东活动时，大概还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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