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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及外传日本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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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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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间接的了解了中国工匠织作这类织物的具体方法，因而欧洲人才掌握了有关的技术和工艺。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即由蒙古军队带过去的。因为此时正是蒙古势力西渐直抵欧洲之时，在到过西方的蒙古军队中也有一些中国纺织工匠，这些工匠将起绒技术传授给了欧洲人。
第二次，大约发生在13－15世纪之间，传向东南亚地区的暹罗等国。暹罗又作暹罗斛，系由暹和罗斛两国合并而成，就是现在的泰国。暹罗自12世纪起即与中国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其国的上水即中国商船和商品经常贩运的地区（上水有路北上可达中国的云南），华侨旅居其地的也相当多，甚至在其地出仕作官。15世纪以前，暹罗的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华侨和中国商品抵达其地对于发展暹罗的经济和生产，都起过较大的作用。暹罗的起绒织品，在中国的著作里最早见于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卷中：“其贡物（有）……剪绒。”此著作成书于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暹罗织制剪绒的技术大概是在此之前由华侨介绍过去的。
第三次，发生在17世纪中期（其时刚刚入清，系明代的技术当无疑问），亦即本文所要探讨的外传日本的情况。
据日本的《本朝世事谈绮》说：日本的起绒技术始于正保庆安之间（公元1644－1651年）[6]，其起因是在输入日本的起绒织品上发现未割除的起绒杆而引起的。
《谈绮》说到的那件织物，很有研究价值。虽然书中没有交待其来历，但有学者认为是荷兰人运至日本的，相信即荷兰产品。此看法恐怕不大对，大概是过分相信历史上欧洲学术对于日本的作用，认为日本近几百年间产生的科学技术多半来自欧洲的结果。17世纪前后，荷兰织制的这类织物与中国的不同，均采用毛纤维，绝对不用丝纤维，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对这一点就有所反映，西川在介绍荷兰的这类织物时，即明确的写为毛ビロゥド，以示与丝织品有别（大概当时日本把用丝织成的起绒织物只叫ビロゥド，而把用毛织成的，前面另加毛字），《谈绮》没有在那件织物前加书毛字，可见不是毛织的，实属丝织的。既然是丝织产品，无疑是中国产品，与荷兰无关。
《谈绮》提到的那件织物是怎么运到日本的，现已很难考证。根据当时中国对日贸易情况估计，极有可能是中国商人直接启运的，既或不是这样，其根源实亦来自于中国。17世纪时，日本购买中国货物同中国购买日本货物一样，都是比较麻烦的，明政府对日禁运政策，对当时中日两国的商贸发展都有不良影响，日本为了冲破明政府设置的这种人为障碍，在进口中国货物时曾经作过许多尝试，除了设法拉拢中国的私商，还采取过这样两种措施：
一是经南洋转口。经常利用日本商船把中国输送到南洋各地的货物向日本转运。明代同南洋各国的贸易始终没有间断过，16、17世纪时，南洋的爪哇下港、吕宋马尼拉和马来西亚大泥等地的商业都比较发达，当时的华侨在这些城市差不多都开辟有唐人街和商业区，每年向这些城市提供的中国货物相当可观。据荷兰人侯孟德的航海日记所载，在当地的市场上有：漆器、陶器、镜、梳、人参、伞和各色纸张，也有各色生丝、各种丝布、繻子、缎子和天鹅绒等丝织物[7]。正是由于日本非常重视从南洋这条渠道购买中国的商品，所以徐光启在其所著《海防迂说》中才有所谓的：中国禁绝贩日“倭所欲得于我者，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之说[8]。
二是由欧洲国家商船提供。日本在17世纪时期确实曾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几个国家通商，但这几个国家贩日之物，并非尽为其国之所自产，而多半杂有中国的产品。当时这几个国家在亚洲都有一些殖民地，葡萄牙的势力侵入印度沿岸和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澳门，西班牙的势力侵入以吕宋为主的菲律宾群岛，荷兰的势力侵入南洋爪哇一带，并占领中国的台湾。台湾为福建剪绒之大批销货地，爪哇、吕宋和马来半岛都是明代外贸商品的集散地。台湾、澳门自古即中国的土地，清初时以经销福建、广东的剪绒和各种丝织品著称。明末当亦如是。为了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欧洲人向日贩运的商品，往往即取自聚居南洋各地的华侨和台湾、澳门两地。特别是荷兰，一直奉行以华货易日银，再以日银易华货的原则，不仅不断地在中国沿海地区或海上购买或劫夺中国商品作为换取日银货源，而且还同日本签订了每年向日本供应74万盾台湾商品的合同，按时按量地向日本输出。
过去研究中日通商的著作，大多着重阐述中日两国之间的直接来往，而很少考虑这两种情况，其实这两种情况是不容忽视的。《谈绮》所说的那件导致日本产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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