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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观象台天文仪器的欧洲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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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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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尊敬和爱来拥护最美的数学之神，因为她们将帮助传教士接近皇帝和王爷们，从而保护宗教事业；第三，他在Liber Organicus中已经描绘了天文仪器和其它有关的仪器[29]。
与写给中国人看的《仪象志》不同，《欧洲天文学》等拉丁文论著记下了作者的一些心里话，字里行间流露出欧洲科技的优越感，甚至把传教士在中国的历法改革夸赞为“一场天文学革命”[30]。南怀仁告诉他的欧洲读者，当那些不懂天文学的官方“裁判” 注意到有些事与天不合时，他们既不把差错归于仪器的建造，也不把它们归于自己不知道的仪器的方向；相反，他们指责天文学家的推算偏离了天象，甚至怀疑欧洲天文学与天相矛盾。因此，他的工作难度很大，需要仔细的注意力和敏锐的眼力[31]。
南怀仁的中文和拉丁文著作没有明确交代他的仪器技术出自何处。《仪象志》谈到有关历法的内容和仪器的理论根据，南怀仁有时请读者参考《崇祯历书》的书目及所谓“举重学”或“重学”。的确，他承袭和发展了罗雅谷和汤若望在《崇祯历书》中关于仪器的讨论。另外，从《仪象志》所描绘的仪器特征来推断，他主要参考了第谷的《机械学重建的天文学》[32]。比如，第三十一图就原封不动地复制了第谷的钢纪限仪图。
据《康熙永年表·提稿》记载，新制六仪安装到观象台以后，朝廷又“命造内庭备用测天诸器，如黄赤二道、天体、星球、圭表，并测地高低近远等项之仪器”[33]。我们估计它们尺寸较小，精度不高。1682年春，南怀仁随皇帝出巡关东，奉命随带内廷测天测地仪器，以便应用[34]。
徐光启曾强调，用漏刻测星定时“止可得其刻数”，须再用星晷测量，及用恒星推算时刻；漏刻“特以济晨昏阴雨晷仪表臬所不及，而非定时之本”[35]。尽管如此，漏刻仍然是钦天监必备的计时工具。南怀仁在描写日食或月食观测时说，天文官员要提前三天准备一个由若干青铜桶组成的大漏刻，看它是否严格与天象相符[36]。相反的说法是，清代钟表盛行，钦天监员生值班时，多视漏刻为“具文”[37]。这可能是较晚的情景。南怀仁未曾提议为观象台制造欧洲机械钟表这类计时器，可能是因为传教士认为一般机械钟表的精度还达不到天文计时的要求。清代测时大都用测中星法或测中天附近恒星的时角法[38]。
南怀仁还为皇帝制造了各种日晷和星晷。他的合作者闵明我（Philippe-Marie Grimaldi，1639-1712）擅长利用光学原理或水力制作献给皇帝的精巧装置，比如计时、报时和模仿天象的复杂装置。南怀仁认为观象台和其它地方的旧漏刻存在“许多问题和错误”，于是试制了一种兼有计时和演示星象功能的新式水钟，但它不是那种天文观测所需要的精确时钟而是要献给皇帝的礼品[39]。所谓的“问题和错误”恐怕主要是针对非天文用途的说法。南怀仁去逝后，徐日昇（Thoma Pereira, 1645-1708）、苏霖（Joseph Suarez，1656-1736）也曾为康熙帝制造天文仪器。传教士制造一些实用的或用作消遣的机械装置，满足了皇帝和权贵们的需要和好奇心，也为自己创下了好名声。
1678年8月15日，南怀仁在致欧洲耶稣会士的信中说，天文学、光学、数学、静力学等受中国人的欢迎，“用天文学装饰起来的基督教易于接近高官们”，并希望增派传教士[40]。这封信引起了法国人的注意。1688年2月7日，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李明等法国传教士来到进京，带来了法国皇家科学院赠送的天文仪器[41]。洪若翰负责天文观测，以便与巴黎天文台的观测做比较。他们带来的仪器应当是比较先进的，但它们游离于清朝以历法为中心的天文工作之外。中国人尚未掌握这些法国仪器及其所蕴涵的技术。
2．旧式仪器的添造
18世纪，观象台的人员仍使用南怀仁的仪器，并补造了旧式仪器。
2.1. 纪理安与地平经纬仪
德国传教士纪理安（又译作纪利安或纪里安，Bernard-Kilian Stumpf，1655-1720）于1694年7月来华，1711-1720年在钦天监负责“治理历法”。《钦定仪象考成》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命纪利安制地平经纬仪”，即地平经度象限仪[42]。《皇朝文献通考》补充说：“五十二年二月，命臣纪利安制地平经纬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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