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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背后的思想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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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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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正统神学看来，人类因“原罪”而犯“本罪”，上帝为了警示人类，使之更好地赎罪，就会降下比“本罪”本身应受惩罚严重得多的灾难。不过，在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既然瘟疫是上帝对人间罪恶的惩罚，那么医生还可不可以对瘟疫作出力所能及的防治？这样作不是对上帝惩罚行为的阻拦吗？对此，笔者并没有见到英国神谴论者的解释，倒是意大利教会医生乔万尼•达•拉帕塞萨（GiovannidaRupescissa）论述可供参考：上帝的惩罚是神圣的，那些有罪之人肯定会因此丧生。而那些没有犯下相关罪孽的人，只是受到了一种“间接伤害”(collateraldamage)，对于他们来说防治是必须的，因此医生可以防治，也不需要区分防治对象。（注：JosephP.Byrne,TheBlackDeath,London:GreenwoodPress,2004,p.40.）
这种基督教信仰上的“神谴”思想，正是英国教会对瘟疫认识的基础。比如约克大主教威廉•苏支(WilliamZouche)1348年7月28日，他在对教省机构发出的警告中说：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场战争，不足为奇，那些战斗因为事情的变幻不定而浸入痛苦之中，瞬息顺利通畅，瞬息阻碍重重。因为万能的上帝有时会允许那些他所爱的人遭受折磨，因为他们的力量因为精神的美好流露而变得完美，缺点随之减少。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因为这已经众所周知，如此巨大的一场死亡，瘟疫和空气的传染，现在威胁着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特别是英格兰。这很显然是由于人类的罪孽所引起的，因为他们享受着美好的时光，却忘记了这是最高施舍者的恩赐。（注：WilliamZouche,Intercessionaryprocessions(1),In:Horrox,transanded.,TheBlackDeath,p.111.）
那么这种罪行具体是什么呢？在基督教神学中，“救赎”与“原罪”息息相关，而中世纪教会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便是那些关涉神圣德行(或义务)和来世人生的问题，即为了在最后审判时得到上帝的赎救，人们应当修养哪些神圣德性或者履行哪些神圣义务？为了在来世享受极乐至福，人们在此生应当怎样生活？（注：杨方：《西方伦理学各期基本特征概述》，《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34页。）鉴于此，如前所述，“妇道”、淫荡等社会道德问题成为了教会解释瘟疫时所关注的对象。
三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基督教的“神谴”观念带来对瘟疫的“神谴”认识和应对。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国古代的“天谴”观念也相当发达。在中国，对灾异的系统记载始见于《春秋》，但其“书灾而不记其故”，明析“灾”、“异”之别并初现天谴观念的儒经是《春秋公羊传》，到了两汉时期，灾异天谴论与“天人感应”思想盛行一时；其中，对灾害天谴论进行具体阐述并使之成为理论体系的，当归之于董仲舒。（注：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6-167页。）董仲舒理论中的“天”是一个与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类似的至高存在。《春秋繁露•郊语》中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⑥（注：苏舆：《春秋繁露义正》，中华书局，1992年，第398、259页。）这个“天”具“元之深”，并且分阴阳，判四时，所以“《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注：这是因为，在董仲舒等人看来，“作为确立人之为人的‘性’，却不仅有先天的本性，还需要有后天的修养，”而“思想的理路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调节、教育、管理的意义。……这正好是儒者立场的支点，也是儒家最擅长的领域。道德与伦理，道德与伦理的教育”等“终于在此时显出了它至关重要的意义”。参阅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0－261页。）正因为天有这样的地位和能力，故而可以对世上之事加以检验和评价，顺者示祥瑞，逆者就要以灾异谴责之。⑥然而，在中国古代，天谴论依存于天人感应论，而当这种天人感应论上升到一种社会的、政治的高度时，就变成了一种“天王感应论”。正如董仲舒所说：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⑧（注：《汉书•董仲舒传》，第2515-2516、2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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