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五之一七。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之二二。

④《宋史全文》卷二四(下)，乾道三年秋七月。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一二。

    宋代盐户的私煎盗卖之所以禁而不绝，也与当时官府在对盐场的控制和管理上存在实际的困难分不开，这突出表现在东南诸路的海盐产区。东南海盐产区，盐场散布，官府限于人力、财力，不可能在各处都配置足够多的巡察人员时刻提防，自然给盐户私煎私卖以可乘之机。宋仁宗景祐时，吴遵路曾奏：“楚之盐城，造盐之场七，皆售县仓。亭灶棋列，相去且百里，掌出纳者以仓为主而不出郛郭，故私煮盗贩散漫不能禁。”①南宋孝宗乾道时的“钱塘西兴盐场，跨钱塘、萧山两县之地，中隔浙江，而买纳盐场乃在西兴，其西兴、钱塘煎盐去处并无官吏巡察，易以作弊，亭户输盐西兴，远涉风潮，访闻就本处私卖，却赍钱西兴，亭户买私盐纳官。”②

    盐场官吏对盐户的私煎盗卖行为不仅失职不察，甚至纵令盐户私煎私卖，更加剧了私盐的大量生产。在宋代，由于盐场官吏经常克扣或侵吞盐户煎盐本钱，严重影响了盐户的正常生产，引起盐户极大不满。盐场官吏担心盐户赴官告发，因而作为交换条件，对盐户的私煎私卖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严加“钤束”，坐视乃至故纵，经由此而产生的私盐数额巨大。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曾作过如下估计：“淮浙盐一场十灶，每灶昼夜煎盐六盘。一盘三百斤，遇雨则停。淳熙以来，议者谓总辖、甲头权制亭灶，兜请本钱，恣行刻剥，惧其赴诉，纵令私煎。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间十日雨，则一场私煎三十六万斤矣。而又有所谓镬子盐，亭户、小伙一灶之下无虑二十家，家皆有镬，一家通夜必煎两镬，得盐六十斤，十灶二百家，以季计之，则镬子盐又百余万斤矣。”据此，一场一季，亭户、小伙大约可私煎盐货136万余斤，一年则可煎544万余斤，按宋五十斤一石计，折108800石。李心传接着说：“一场之数如此，则诸路可知矣。”③当然，这只是淮浙地区较为典型的情况，其他诸路情况或许并不这么严重，北宋也未必尽通同于南宋时的情形，但不可否认，盐场官吏的纵容进一步助长了盐户的私煎私煮行为。  盐户私煎私卖现象的盛行，一方面致使每年官盐课亏折不少。在一些地方，如浙江的温州、台州等地官盐场，有时一场“累月之间，不收一袋”④，足见亏折之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盐户手中私下掌握的盐货越来越多，所谓“亭户私煎，莫知限极，除纳官外，隐匿余胜之数既多”⑤。这些被盐户私自掌握的盐货除一部分被盐场官吏攫为己有外，主要是多卖给了那些愿出高价的不法商贩，如“私贩、军兵、百姓”⑥等。孝宗隆兴元年(1163)，就有人指出：“旧日所煎之盐，每盘有数以五百斤为额，中间裁减已作三百斤，今则不然，盘重者不过二百斤，其间多有一百斤以下者，所余之盐，既不到官，公然私贩。”⑦时人有“诸处私茶盐，并系亭灶、园户卖与贩人”之说⑧，虽不免有些夸大，却反映出盐户私煎私煮的盐货数量确实不少。这些盐货一旦经由私贩抛向市场，不仅会大大冲击官盐的销售，而且也助长了食盐贩私活动。所谓“(盐户)将盐私卖，滋长盗贩”⑨是也。

①《武溪集》卷六，楚州盐城甫场公署壁记。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四○。

    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④《朱文公集》卷一八，奏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状。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之二七。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之一五。

⑦《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一二。

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一，绍兴五年秋七月。

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五之一七。

在宋代，从官府控制的各地盐场中产生的私盐以东南海盐产区最多，相比之下，西北解池盐、四川井盐等产地则比较少。这是因为北宋时解池盐主要集中在河东路之解县、安邑两地，官府便于控制和管理，特别是在盐池周围还派有兵卒(名日护宝都)日夜守护，畦户冒禁私种盐(解池盐的生产在当时称作“种盐”)的风险很大。而在四川井盐产地，一方面是盐井的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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