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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六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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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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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派特使到莫斯科谈判。两天后，肯尼迪便以一次热情洋溢的公开讲话给予了回应。7月14日，美国特使哈里曼（Averell W. Harriman）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并受到苏联政府的热烈欢迎。肯尼迪在第二天给哈里曼的指示中，再次透露了他对急于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动机。他声称即使少量的核武器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哈里曼还应在私下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严重性。[44]显然，拉拢苏联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至少也是肯尼迪政府急于同苏联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7月25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草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空与水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其主要内容就是两条：一是签约国不进行条约禁止的核试验；二是不纵容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8月5日美英苏代表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正式签约仪式，10月10日互换文本，条约正式生效。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该条约其实是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和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手段。[45]实际上美国在条约签定以前已经估计到，苏联对中国核政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尽管肯尼迪仍然幻想苏联也许能说服中国也签署该条约。苏联与美国合作与其说是准备承担义务，说服中国放弃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不如说是因为恐惧而与美国合谋向中国施加压力。
美国领导人在争取苏联合作迫使中国放弃研制核武器计划的同时，也在考虑使用武力打击中国的核设施。6月24日，肯尼迪在访问波恩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称，美国将说服其他国家不要“抓起棘手的核问题”，否则得到的将是“与核扩散相伴而来的虚假安全”。[46]
在为哈里曼赴莫斯科谈判做准备的过程中，了解苏联是否会与美国合作对付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成了美国决策圈子的重要话题。肯尼迪在哈里曼启程前授权后者，在探讨美苏就对付中国达成谅解的可能性方面，他“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47]哈里曼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便接到肯尼迪的一项更为露骨的指示，要求他“尽力查明赫鲁晓夫对限制或阻止中共核计划的看法，以及他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还是愿意接受美国的行动”。[48]根据哈里曼的报告，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试探兴趣不大。他认为，在法国也没有签署核禁试条约的情况下，单独将中国挑出来作为威胁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一旦中国有了核武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喊大叫”了。[49]苏联领导人很可能认为，与美国共同签署核禁试条约，已经是向中国施加了足够的压力，因此没有必要再为过分的行动付出政治代价。
美英苏签署核禁试条约后，美国政府内部一直有关于使用军事打击阻止中国核试验的设想。其中比较具体的是1964年4月，国务院的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根据国务院政策设计室领导人的要求，提出了四种供选择的方案，包括：1，由美国发动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2，由台湾的空军进行空中打击；3，雇佣在中国的特务进行地面破坏；4，空投国民党军队。不过他在报告中指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并不可取，不仅是因为没有苏联的合作行不通，而且美国可能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50]9月15日，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前一个月，约翰逊总统专门召集会议，再次讨论如何对付迫在眉睫的中国核试验。与会者排除了由美国单独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计划，但是仍然企图尝试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并获约翰逊同意。[51]这次会议的决定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决策层这一时期多数人的看法，即美国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来阻止或拖延中国成为核国家，即使能够成功也是代价高昂的，而且根据中国的实际能力和对外政策的趋向，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政府的反应是在尽可能地贬低其影响的同时，拒绝接受中国成为核俱乐部的成员。约翰逊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声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而且不必担心“立即导致发生战争的危险”。[52]但是，在美国政府内部不少人心里都明白，不管美国愿意不愿意，中国因为握有核武器而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和参与核裁军等国际事务的谈判，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肯尼迪早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说过：如果没有“人民中国”的参与，同苏联达成任何有关核试验的协议“都将是不完整的”。[53]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前，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关于核扩散和裁军的报告已经透露出对中国早晚要加入裁军谈判的无可奈何。[54]问题是到那时美国还能拒不承认中国吗？10月28日，国务院的托马斯(James C. Thomas, Jr.)在给助理国务卿邦迪（William Bund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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