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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六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时间:2009-7-24 13:45:01  来源:不详
y)的备忘录中写到,美国必须记住的两个重要事实是:一,中国早晚会进入联合国和参加核裁军的国际谈判;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往正在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因此美国必须设法改变仅仅是“遏制”的对华政策,逐步打开同中国交往的大门。[55]这项建议毋宁说是中国核试验给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带来的启示。 3,关于越南战争问题。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逐步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几乎无一不信奉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而且将这种理论同对中国的敌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领导人就断定,印度支那地区的紧张形势是由共产主义势力扩张造成的,那里的民族革命战争不过是那种被肯尼迪形容为是“坚如磐石、冷酷无情的阴谋运动”的一个部分。[56]约翰逊更是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美国在南越遭受失败,苏联和中国,特别是中国就会前来填补美国离开后的“真空”,可能会有两亿中国军队从“山间小路”涌进印度支那,而且其邻国会一个一个地向中国“屈服”。为了制止中国的扩张,约翰逊从上任伊始,便声称他“将不丧失越南”,不做“目睹东南亚重蹈中国覆辙”的美国总统。[57]需要指出的是,约翰逊的这种看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美国政府内的主导倾向,它毋宁说是当时美国政府中弥漫着的反华、反共和反革命的歇斯底里的典型而且是极其有影响力的反映。[58]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特别直接参与越南战争,目的都是为了遏止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但是美国也因此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首先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实力和地位,从一开始就限制了美国干预的规模和限度。换句话说,美国既要遏止中国,又不希望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这种困境从一开始就在折磨美国领导人。例如在肯尼迪执政初期,美国政府内部曾经有人建议,在老挝形势危急时,直接向那里派遣美国军队,结果遭到否决。反对派遣美军的人的主要理由就是担心那样做会引起中国介入,他们提出要么大干,要么不干,除非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否则干脆不要直接插手。[59] 约翰逊政府在决定直接介入越南战争时,面临同样的困境。它每一次决定是否将军事干涉升级时,都不得不反复考虑中国的反应,因为他们确实担心会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结果是美国为了遏止中国而卷入越南战争,同时又因为担心同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不得不对军事卷入的规模和程度有所限制。 美国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北越由于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一再拒绝了美国关于举行和谈的建议。据美国方面的统计,直到1968年,美国为和谈而进行的大大小小的试探多达2000多次,但是从未有结果。[60]北越坚持武装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在向北越提供全面援助的同时,也一再劝告北越领导人不要轻易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否则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完成国家统一的斗争将前功尽弃。中国的反对至少也是北越长期拒绝与美国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国际上制造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论。[61]中国报刊这一时期强烈谴责美国的和谈不过是企图欺骗越南人民,软化北越进行抗美救国斗争的立场。[62]中国的强硬立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鼓动国际调停的努力。

中国支持北越坚决抵抗和顽强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两手政策,确实使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进退两难。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这种局面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背景,它决定了美国如要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就有必要改变其对华政策,起码不能将遏制中国作为进行干涉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要缓和中美关系,就必须放弃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至少需要首先表明,它确实准备为结束军事干涉作出切实的努力。 这里有必要提及1966年3月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29次会谈的情况。根据中国代表王国权的回忆,美国代表在会谈中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并在会谈结束后向中方的翻译强调了这一用语的含义,而且中方翻译确认了那是“友好的表示”,并将此情况转达国内。[63]王国权本人和有的论著认为,主要是因为受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文革”)的影响,中国政府未能迅速作出反应,从而“错过了一次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或者说是“失之交臂”。[64]就探讨中国对美决策的国内环境而言,必须承认“文革”造成的激烈气氛很可能对当时处理这一情况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如果考虑到美国正在扩大越南战争,而中国正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抵抗美国侵略并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和谈等情况的话,可以基本上断定,当时基本上不是“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没有及时作出反应,很可能并不主要是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它涉及到中美关系总的状况、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对越南战争的政策等复杂的因素。 以上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到六十年代中期确实已经陷入绝境,从根本上调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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