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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六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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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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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看，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也许还是有成效的，但是孤立中国则是失败的和不明智的。他建议美国政府当前对中国应实行一种“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而最终目的则是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68]鲍大可的观点不仅得到多数出席作证者的赞同，而且在美国政界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实际上也是在沿着这条思路酝酿改变对华政策的。[69]
富布赖特听证会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对美国对华舆论的一次转折。在听证会期间，198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70]听证会结束后，公开讨论和批评美国对华政策再也不是禁区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日益成为美国公众的呼声。当尼克松政府终于下决心打开与中国交往的大门时，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本节所分析的对华舆论实际上是所谓的“精英舆论”，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它的产生和形成与美国的决策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制造这种舆论的机构和运行机制中，包括许多与这一时期各届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他们或是从政府退休的前官员，或是有机会在未来的政府中任职，或是与政府中的一些官员有个人交往。他们有时接受政府的咨询，有时甚至反映的是政府中一些人不宜公开表达的某种观点。
2，这种舆论有时有可能对重要决策决策产生影响，或对政策转变创造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如1966年富布赖特听证会所起的作用。不过这种舆论有时也受政府政策调整的影响，是政府政策“导向”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如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1962年实施的中国研究项目，其实就是国务院建议该委员会研究中苏关系的一个副产品。至于这种舆论后来如何演变，就不是政府所能干预的了。
3，一些参与对华决策的关键人物往往是这种舆论的参与者。如前所述，肯尼迪本人在执政前参与过富布赖特的研究项目，并在重要刊物上就对华政策发表过公开的评论。最典型的还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性人物尼克松，他在1967发表的那篇受到毛泽东关注的文章《越南以后的亚洲》，其实就是当时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71]参与制造舆论以及在此过程中思考有关问题和感受国内的政治气氛，是尼克松上台后决心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准备。
总而言之，上述事实已经足以表明，关注和深入研究美国对华舆论、特别是精英舆论，的确是有重要意义的。
结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表现在一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断定中国对美国的利益和安全的威胁甚至比苏联还要严重，所以美国必须尽可能地遏制和孤立中国。另一方面，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拒不与之来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已经无法再协调下去了，与美国对华政策陷入绝境同步发展的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正是这种状况的突出表现。这一矛盾的历史进程的意义就在于，与美国对华政策陷入山穷水尽同时，美国对华舆论已经酝酿出对华政策将要进行调整的内在逻辑和方向。
[1] 参见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1年第2期；苏格：《60年代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解冻”》，《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顾宁：《美国“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历史由来、反响及其意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
[2] 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第6章第5节“对华政策”；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九章“中美关系解冻的前奏”。
[3] 参阅郑永平著：《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何慧译：《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218，263页。
[5]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湾中华日报社1981年版，第189——191页。
[6] Chester Bowels, “The China Problem Reconsidered”, Foreign Affairs, Vol.38, no.3, April 1960, pp.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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