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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六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时间:2009-7-24 13:45:01  来源:不详
华政策已经势在必行。 三,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及其特点。 正如以往的研究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舆论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当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陷入绝境而无法自拔时,要求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舆论却愈显活跃,声势与日俱增。 美国舆论变化的最初标志是《康仑报告》的出台,其内容已如前述。六十年代初,尽管肯尼迪政府继续推行僵硬的对华政策,美国民间关于中美关系和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并没有中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主持的中国研究项目。 1962年1月,美国政府由于迫切希望了解有关中苏分裂的情况,认为有必要动员“非政府”的智力资源,展开相关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正是在国务院领导人的授意下,代表东部权势集团的思想库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从2月起邀集大批专家学者,就中苏分裂和美国的对策进行讨论。 很可能是受到这些大型研讨会的影响,“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于4月提出了一项研究中国的宏大项目。“对外关系委员会”设计这一项目的原因是该委员会认为,中国对西方在亚洲的地位构成的威胁,是美国在60年代面临的两大挑战之一,必须给予关注并对那里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检讨过去10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提供政策备忘录供决策者参考;在外交季刊和其他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的文章;出版有关的小册子以及出版正式的系列著作。 根据该项目的计划于1966年陆续出齐的八部著作涵盖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各国的对华政策等领域。[65]尽管八本书的内容不同且观点各异,但是它们的出发点都是要重新研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及其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含义,归宿则在于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并为制定对华政策“努力开拓新的理解”。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作者具有相当高的权威。他们中间包括有报道中国问题的资深记者、著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曾在中国任职的退休高级将领以及多次参与中美谈判的外交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项目不仅本来就同美国政府要求研究中苏关系有密切关系,而且项目的“指导委员会”还聘请前国务卿的弟弟、曾经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担任作主席,从而大大增加了该项目的“非政府”色彩。[66]

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的确给美国的政治气氛多少带来了一些变化。例如“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丛书出版后,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报刊给予了报道,一些权威性的报刊如《纽约时报》、《星期六评论》、《芝加哥论坛报》等,均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种变化表明,谈论“重新考虑对华政策”至少已经不是大逆不道的了。 继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研究项目启动之后,美国舆论界主张松动对华关系、改变对华政策的言论此伏彼起,从未中断。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1966年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主持的对华政策听证会。 1964年3月5日,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讲话,抨击美国现行的对外政策僵化,与国际政治的现实脱节。他在讲话中指出,不能排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未来的时期里会有所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具有灵活性,以适应变化的现实。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在谈到中国的现实时说:“最重要的是,实际上并没有‘两个中国’,而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陆中国,它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并且很可能将无限期地统治下去。”[67]这里实际上否定了美国对华政策长期以来赖以支撑的那个完全是虚幻的依据,即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不会长期存在下去。 从1965年开始,随着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的升级,美国会中的反战势力和公众舆论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国会参、众两院就美国的对越南政策举行听证会。作为这些听证会的组成部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1966年3月8日至30日,举行了12次对华政策听证会。应邀出席作证的包括一些持各种观点的著名中国问题或国际问题专家如费正清(John Fairbank)、鲍大可(Doak Barnett)、汉斯·摩根索(Hans Morganthau)等,也有当年著名的“中国帮”的成员周以德(Walter Judd)。这些人中除周以德等少数人表示拥护美国政府现行的对华政策外,多数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其中最有意义的是鲍大可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遏止但不孤立”。 作为在听证会上作证的第一人,鲍大可明确指出,“在未来的十年里,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将是我们对外政策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而美国的政策必须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即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并非“即将消失的现象”,而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美国只能“面对这个现实”。他认为,由于中国会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美国企图将中国永远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做法越来越难以为继。从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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