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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08  来源:不详
础开始自己新的文化和文学创造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局限性也是显 而易见的,“五四”以后进入新文化界的青年知识分子,几乎都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 想追求和文学追求,他们的思想追求和文学追求直到多年以后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或西 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他们也常常以中国或西方某种文化或文学传统 的传承者自居。他们用中国或西方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感受、理解、分析、判断具体的 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在开始,也提出了大量新的问题,但这些新问题的提出不是 更加增加了他们促进中国文化及其发展的自觉性,而是更加加强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及其 发展的盲目性。这正像我们可以以美国摩天大楼或中国古代的阿房宫为标准感受、理解 、分析、判断中国农村的茅草屋,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仅仅依靠这样的感受、理解、分 析、判断实际地改善中国农村的住居条件一样,他们的思想追求和文学追求也无法在“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基础上起到进一步革新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作用。他们 往往自以为已经超越了鲁迅、胡适、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五四”新文化、新 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但在实际上却渐渐淡化了对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入骨入髓的深切感 受。他们的心灵不是变小、变细了、仅仅停留在个人小悲小欢的欣赏或怨诉之中,就是 变大、变空了,跟着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谈论着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现实发展没 有必然联系的一些抽象理念。必须看到,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情况是有根 本的不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主张输入西方文化的,也是以西方文化的话语形 式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批判的,但那时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在中国社会上还没有 得到公众的认可,极少数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上是受到歧视、排 斥乃至打击的。他们之后以走上革新中国文化的道路,是因为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 固有文化传统对自己的束缚,感受到了这种革新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实际意义和 价值。占据他们意识中心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或西方文化价值标准的自身,而是中国文 化革新对自我个性的解放、对整个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实际意义和价值。不论他们 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文化思想都已经不能完全包括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之 中,也已经不能完全包括在西方固有的文化传统之中,他们的文化思想同时具有了民族 和现代的二重性品格。现代性和民族性在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 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鲁迅的《狂人日记》 《阿Q正传》《祝福》《伤逝》《补天》《铸剑》《藤野先生》《纪念刘和珍君》《秋 夜》《雪》这样一些作品中是没有任何矛盾和差异的。它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但也不 是世界主义的。而在20年代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之中,这种浑然一体的价值和意义则逐渐 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发展了世界主义的文化倾向,一部分人则发展了狭隘民族主义的 倾向。李金发的诗我们很难说是民族的,废名的小说我们很难说是世界的。现代性和民 族性在这样一些作品中分裂为二,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埋伏下了自己的危机 。

  这种危机产生的原因还因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是在相对和平发展的历史阶 段主要由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具体发动的。他们多是一些书斋文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 关怀超过了对下层社会文化的关怀,对书面文化的关怀超过了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关怀, 对抽象的国家整体的关怀超过了对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成员的个体生活命运和 精神发展的关怀。当“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当他们的文化主 张已经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口头上的认可乃至拥护,当他们从西方文化中接受过来的一系 列文化概念已经可以在书面文化的创作中得到自由的运用,当他们已经以中国文化名人 的身份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尊重乃至崇拜,他们就再也没有继续推动这个革新运动的 内在动力了。他们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温情的抚摸,世界上任何一个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 都已经无法构成对他们实际生活和文化心理的严重压迫,它们开始仅作为一种文字的语 言滑行在他们意识的表层、漂浮在他们心灵的上空,与这些文字语言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人的实际生活命运和思想命运渐渐在他们的头脑中黯淡了下去。在这时,他们变得温和 了,大度了,宽容了,已经没有了与中外历史上已有的知识分子和已有的思想学说不同 的、仅仅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追求,他们也就不能不摇摆在世界主义和狭隘民族主 义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之间。胡适在提倡白话文革新的过程中是没有发生过思想上的动 摇和游移的,但在白话文的革新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之后,他就没有仅仅属于自己的思 想了。他的实用主义有时只是对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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