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民族危机存在着、发展着，但在关内知识分子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　却逐渐淡化着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真正为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注入了更饱满、更充　沛也更坚韧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在30年代，是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在这里，我们　并不是说他们在“思想”上是多么“超前”的，在“艺术”上是多么“精粹”的，因为　他们对于我们，对于广大的读者，不是作为从古代或从外国输入的一种思想形式或艺术　方法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中华民族现实命运的象征而存在的。东北这块土地是被日本帝　国主义以军事侵略的形式霸占了的，他们没有屈服于当地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他们　的文学作品写的是他们这样一些人的生命的体验，写的是这块沦陷了的土地上的人民的　生活命运和思想命运。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存在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一种价值　，就是中华民族现实命运的一种象征形式。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对于他们绝对不是外加　的另一重意义和价值，不是他们经过努力才“学习”到的一种思想、理论或本领、才能　，而是他们生命存在的形式的本身，是他们身上的一种近乎自然的社会素质。对于文学　作家而言，这种自然素质的东西实际上是远比那些有意识地追求着的东西更加重要，更　能体现他们的文学作品的实际意义与价值的。沈从文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沈从文以及　他所描绘的那个“边城”世界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是沈从文对“边城”世界的自然性和　朴素性的亲近和仰慕，但在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沈从文以及他所描绘的这个世界　里，是绝对产生不出现代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来的。这是一个还没有同现代　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联系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世界，是一个能够满足人的精神自由的感觉　和要求但却无法满足人的社会进步的感觉和要求的世界。直到后来，直到现在，沈从文　以及与沈从文的文学观念相近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主张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实际上，抗战　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确实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但到了东北作家群这里，情况却发生了　根本不同的变化。这些东北作家并不必有意地追求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他们自身的存　在就已经天然地具有着这种意识和这种精神。他们的文艺几乎必然地与抗战发生关系，　因为他们全部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与当时的反侵略战争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　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几乎是无可挽回地将他们个人的实际生活感受和实际生活命运提升　到了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感受和体验的高度上来，他们表现着自己，同时也在表现着我们　的民族。他们的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也就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一个信息，一种能够激发起每　一个中国人深层意识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存在物。假若说30年代废名的小说更具　有自然性的品格而较少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茅盾的小说则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　、茅盾的小说则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而较少自然性的品格，假若说30年代新感觉　派小说更具有现代性的色彩而较少民族性的内涵、30年代的乡土小说则更具有民族性的　内涵而较少现代性的色彩，假若说3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更具有抽象的人性的价值而较少　抽象现实性的意义和价值，东北作家群则在自己的基础上重新把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　学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民族性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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