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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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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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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理论的重复，有时又是晚清乾嘉学派学术 思想和治学方式的照搬照用。但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起到的都是使他和他的思想漂 浮在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表层空间的作用，它再也无法在胡适的心灵深处激荡起情感的 或思想的浪花。他始终在理念上坚持着“五四”新文化的原则，但始终也没有把这些原 则转化为他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存在形式。他在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的建立和发展 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却也淡化了他对中华民族悲剧处境 和悲剧命运的敏锐感觉，“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所有惨烈的事变都没有动摇过他 从“五四”时期就已经成型了的人生观念、社会观念和文化观念，都没有重新激发起他 内在的热望和激情。他是一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但他的爱国主义并没有超越于传统爱 国主义的范畴。面对东北三省的失陷，他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爱国主义立场，但 也保持了一个中国高雅知识分子固有的达观和冷静。他始终把现代反侵略的战争仅仅理 解为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行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外交关系问题，他常常是以一个国家政 权谈判代表的身份或向国家政权、国联提供应变策略的姿态来发表自己对于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行为的看法和态度的。在他的言论中，我们感受不到那些沦落到了生命绝境的底 层人民的情感和情绪，感受不到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生活命运和精神命运的感同身 受的同情和理解。他滞留在一个民族危机的“积极”旁观者的立场上。周作人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也是有自己独立的追求的，他是同鲁迅一道批判传统奴性人格最坚决、 最彻底的一个，但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他就同鲁迅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文化 道路。鲁迅越来越同挣扎在生命途程中的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 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了一起，而周作人却越来越深地躲进了自己的象牙塔。在这时，他对 传统奴性的批判也主要成了一种书面的话语形式，一种外在于自我的文化价值标准。他 没有在这种批判中变得越来越坚韧，越来越果敢，而是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软弱。 他批判着别人的奴性，但却发展着自己的奴性。当他实际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压 迫的时候，他的人格的尊严连同民族的尊严都没有得到起码的维持。实际上，他背叛的 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他在“五四”时期所坚守的文化原则和人格原则。在这时 ，抽去了民族意识内涵的世界主义、抽去了社会意识内涵的个人主义，抽去了竞争意识 、斗争意识的和平主义，成了周作人既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的一种文化理念，应该说， 直至现在，周作人的这种世界主义、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 很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的。
世界主义不仅仅是左翼外很多知识分子潜在的文化倾向，它在30年代左翼分子内部也 有潜在的广泛影响。这些知识分子在反叛国内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政策的时候，仍然承 袭着20年代发展着的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在自己的生命历 程和生命体验中自然地生长起来的，而是在对世界文化潮流的体认中从西方文化中接受 过来的。这使他们在主要关注着国内的政治斗争的时候，却日渐淡化了对日益加深的民 族危机的感受和意识。到了30年代中期，左翼文学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它 是在新的民族危机的条件下展开的。直至现在，我们还是依照一种抠字眼的方式看待这 场论争的。实际上，任何一个严肃的文学论争都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抠字眼的论争，它直 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论争参加者之间具体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文学感受的差异。必须看 到，我们的民族危机绝不是从“两个口号”论争那个时候开始的，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 的民族危机就一直存在着，一直加深着。鲁迅全部的文学活动和文化活动都是在一种强 烈的民族危机的意识中形成的，他之极早地关注着东北作家的创作，体现的不仅仅是他 的阶级意识，更是他的民族意识。而对于另一些关内的左翼文学家、理论家，在关注着 国内政治界、文化界的矛盾和斗争时，却往往淡漠了对中华民族整体上的危机意识，这 使他们对东北作家的出现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而是更多地表现着一种文艺指导者的 倨傲。在共产国际没有改变自己的文化策略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 以及在民族危机条件下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特殊性，而在共产国际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策 略之后又企图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设计出一个新的指导性的理论口号。不难看到，这种仅 仅从政治策略的改变来看待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角度，加强的仍然是民族内部不同政治 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的意识，是对这种斗争的另一种斗争策略的意识，而不是民族意识 和民族精神本身。他们不是从左翼文学的现实发展看左翼文学的未来走向，而是根据共 产国际的新的指令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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