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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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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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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一反过去 的态度，不是把她视为一个左翼作家，而是将之视为一个非左翼作家而得到我们的肯定 的。我们没有以她为标记拒绝张爱玲，但却常常以她为标记拒绝丁玲。东北作家群的作 品在无形中被我们遮蔽了，我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的作品，而是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离开了 他们，离开了他们作品的思想意义和审美风格。我们告别了豪放和粗野，走向了细腻和 缜密。
这个变化不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动荡中走出来的，是在从“ 革命文学”、“左翼文化”、“解放区文学”发展出来的“十七年”的文学中走出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的旗帜下“ 横扫”了学院派知识分子，“横扫”了所有被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同时也包括当时“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阵营中的大多数人。我 们厌恶了豪放和粗野，我们尝到了“左”的苦涩，我们希望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和睦 的人际关系，一个充满了爱和同情的世界。任何带尖刺的东西，任何富有震撼力的激情 ，任何与我们平静生活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东西，都会在我们的心灵中引起一种恐怖的回 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们需要周作人，不需要鲁迅，周作人即使批评我们，也带着 温和的性质，而鲁迅的攻击则令人感到一种无可逃遁的紧张；我们喜欢徐志摩，不喜欢 闻一多。徐志摩的潇洒和从容是我们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一种人生态度，而闻 一多则令我们感到一点憋不住的激烈，一种与我们希望平静的心背道而驰的情绪；我们 喜欢戴望舒而不喜欢艾青，因为艾青的诗中有一种承担的沉重，一颗动荡的反叛灵魂； 我们喜欢张爱玲而不喜欢丁玲，因为即使张爱玲感到荒凉和寂寞的那个世界，也是我们 愿意进入的世界，而丁玲的世界却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进入的。那是一个太危险的世 界，一个令我们自身难保的世界……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倾 向，也是无可厚非的倾向。我们就这样进入了文化界，成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精英”。 我们还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不满，但我们已经能够在我们的文化中居住下来，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按照我们自己给自己制定的作息时间表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文化的“建 设”，按照我们给自己制定的质量标准检验我们的学术“成就”。我们不承认任何外在 的权威，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权威；我们不承认任何的圣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圣人 。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中，我们就是真理、正义、公道、进步、社会文明的象征，我们以 反主流文化的姿态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
但是，我们是怎样成了我们时代的“精英”，我们时代的“圣人”的呢?我们是在文化 大革命之后进入中国当代文化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制造了半生的苦难，但也为我 们清扫了中国当代文化的空间。旧的主流文化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没有了自愈的能力 ，我们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般地大踏步进占了新时期的文坛。在开始，我们还能听到从 远方传来的零星的枪声，到了后来，到了比我们更年轻一代的作者那里，则连这枪声也 听不到了。这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人生观和文化观。我们喜谈建设而厌恶破坏， 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我们需要破坏和不需要破坏的所有的东西 ，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莽莽苍苍的文化空间。我们不必破坏什么就能建设起“自己的园 地”，这个园地的“建设”有西方文化的现成图纸。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封闭为我们保留 下了这些图纸的“新颖性”和“创造性”，使我们在中国大陆文化的疆域内获得了“创 造者”和“探索者”的美誉；我们喜谈温和而反对激烈，因为文化大革命压制了反对我 们和不反对我们的所有人的“气焰”，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严峻的文化敌人，我们不需要 激烈也不会激烈；我们喜谈爱情而诅咒憎恨，因为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在变成弱者的强者 身上发泄了所有的憎恨，只有把文化大革命那段应当让毛泽东负责的经历丢到九天云外 ，我们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就是没有憎恨也不会憎恨的人。我们好说“告别革命”， 实际上不是我们告别“革命”，而是“革命”告别了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革过命，也 从来没有打算去革命，我们向谁告别?……总之，我们是戴着白手套而采摘了我们的文 化成果的。但一当我们成了文化的“精英”，一当我们在被文化大革命清扫出来的文化 空间中安了营，扎了寨，并且占领了这个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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