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浩大的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已经过去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来，一直有学者在不断地反思和探求这一民族灾难的根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革”的起源作了简要的回答，是研究“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但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发生若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决议》的结论就显得过于原则化、简单化了。因此，学者们并没有囿于《决议》的定论，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个角度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从整个学术研究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到1985年，可视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刚结束的特殊时期，所以主要是从政治上对“文革”进行总体反思，给“文革”予以定位，《决议》的发表为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所以有很大一部分研究成果是对决议宣讲的延伸和具体阐释。从1986年到1995年为第二阶段。由于这一时期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的影响已经渐渐消退，所以学术界也开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将“文革”纳入历史学研究中去，整体水平较第一阶段有所提高。但是，仍停留在单角度考察的水平，缺少一种综合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不少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对于开阔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是不无好处的。第三阶段，从1996年至今，由于“文革”结束二十周年的到来，在学术界的整体努力下，同时由于国内学术气氛的日益活跃和西方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引入，所以在这短短几年，对“文革”起源的研究，呈现了系统性、广泛性、深入性、学术性的研究特点，水平较前两阶段有了明显提高。更有学者对“文革”起因的研究，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尝试，把“文革”的发生纳入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去阐释，给“文革”的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学术风气。

本文拟从几个角度把二十五年来学术界对“文革”起因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经济动因说

由于“文革”是“左”倾错误的不断扩大和升级的恶果，所以对“文革”经济根源的探究，其实也就是在探求“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角度。

（一）当时中央领导人，尤其是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毛泽东的空幻的经济思想，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决策的不确当性和经济体制的日益僵化和空幻性，进而产生了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升级。研究者认为，当时具有浓重“左”倾色彩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决定了“文革”发生的基本条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而“文革”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对党内对经济建设上的分歧的错误定性也根源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个别党的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富有“左”倾色彩的空幻模式。但是由于不能为中央领导集体接受，但又自认为是真理，遂将党内对此不同意见的争论误认为是党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反应，认为要建设他所推崇的带有平均色彩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实现“最纯洁最完善的社会主义”，必须清除某些障碍，而当时整个国家的不正常运转，客观上为他实现自己的经济理想模式，提供了可能。①

（二）来自中央的经济决策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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