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还有研究者跳过了“左”倾错误这一环，认为导致“文革”发生的那些党内分歧和政治斗争都根源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又围绕着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逐渐激化和升级。庐山会议由经济问题引发；八届四中全会上的斗争源于如何才能走出经济困境的意见分歧；“文革”的舆论先导说的就是人民公社的是非；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生产关系发生变异，正是“文革”这场内乱赖以产生的经济根源。④

政治动因说

“文革”是一场政治性内乱，虽然始发于思想文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响，我们可将此称之为政治动因。根据研究者的切入点不同，可分为以下几个角度。

一、执政党建设上的失误。中国共产党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执政党，其自身建设上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国运的兴衰。而当时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严重失误，正是这些失误造就了“文革”。

１、国家领导管理制度上建设失误。在这方面学术界一直视为禁区，邓小平首次提出“文革”的错误与现行制度的弊端有直接关系。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问题由于毛泽东在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导致了“文革”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文选》p293）正是由于这些制度问题的缺陷，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让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而且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是通过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实现的，他把个人专断强加给集体，集体又往往接受了他的个人专断，这种无制约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⑤

 还有研究者由此认为，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导致了党内不同意见的产生，但被无限上纲为阶级斗争，甚至有人将这种斗争简单化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个人政治较量，关于这一点，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更多地出现在外国学者的著作里。

2、 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党没有坚持以至背离实事求是的路线，使“左”倾思潮在党内泛滥，并且日益系统化、理论化、正统化。⑥虽然“左”倾思潮根源于经济问题，但是它在政治领域得到恶化，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党在执政理论上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中心的思想。继反右派运动、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逐渐升级，并在1965年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党内，斗争矛头直指党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这一错误观点更加发展，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这种“左”倾的错误指导思想，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⑦

  二、领袖个人失误。毛泽东视“文革”为他对中国人民两大贡献之一，甚至高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是他的悲剧。毛泽东对于“文革”的发动和完全失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一直有人认为不应把“文革”的发生归因于领袖的个人失误。但是，各种研究著作中却无一例外的把毛泽东置于“文革”的主角的地位，“文革”的发生与毛泽东个人的确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不否认晚年毛泽东依然怀着良好的愿望，在谋划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在《五·一六通知》（主旨在“破”）和《五·七指示》（主旨在“立”）中体现了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主观意图。他在相关文件中所构画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分工、消灭商品的平均主义社会。这一蓝图为他的“文革”失误作了最好的注脚。其失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不切实际的“左”倾经济建设思想。主要是指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他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1956年反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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