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层领导就会分裂。杨（C .K .Yang）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文革”本来关乎文化和意识形态，怎么会变成夺权斗争？他的回答是，这场运动的中心问题是修正主义，而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搞修正主义，于是清洗文化领域扩展到党的高层领导，他认为运动的发展模式必然是如此。约菲（Ellis Joffe）在《“文革”还是权力斗争？》（China in Mid – 1966:《Cultural Revolution》or Struggle for power?））中指出，这场运动是二者兼而有之，意识形态的整风运动和最高领导层的权力问题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一直担心，除非不断努力使革命火焰燃烧，否则中国就会变修。赫尼克尔（Paula J . Hiniker）提出他所谓的“不和谐归化”理论来调和权力之争说和意识形态之争说。他的这个概念颇为复杂，简单说来就是，信念不同的人对一件事的失败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大跃进失败了。不坚信它的人认为它不切实际，而坚信它的人则认为有阶级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搞破坏。他承认“文革”有权力斗争，但认为它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服从于达到意识形态一致的手段。他的理论可以对毛泽东要打倒谁作出更好的预言。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的观点属于这最后一派，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详尽分析了自１９５６年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分歧，说明这种分歧最后不可避免要导致权力斗争。也有人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冲突归于两人的性格、气质的差异，以及由于革命经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工作作风。安边戎（Byung – joon Ahn）认为，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是个性、最高元首式的，善于启发和鼓动群众，直接与群众沟通；而刘善于组织，在党内操纵，依靠庞大的体制化机器，这两种十分不同的作风最终会发生碰撞，演化为权力的冲突。迪特默持类似的见解，他说，毛感情冲动，性格奔放，刘一丝不苟，谨小慎微；毛的性格适合在广大农村动员群众打游击战，而刘的作风与白区工作需要极端小心有关。
附带指出，迪特默在《刘少奇和中国的理论和实践》（《“LineStruggle”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Origins kf the Cr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一文中，都把毛刘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一种“路线斗争”，即是说，在指导思想和政策上有歧见的而无法调和导致的斗争。作为西方学者，他是对是非功过不作价值判断。他强调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起因于路线、政策分歧，而不是预先有一个“密谋”，蓄意打倒刘。而刘的倒台是运动中群众起来，斗争不断升级的结果。
著名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喜好从文化与传统角度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政府。对待“文革”，他同样如此。他认为，在老年毛泽东那里，中国古代贤君的“德政”思想有很大分量。他不像刘少奇和列宁，事事领先作为先锋队的党，而认为党之外的普通群众不能通过组织也能分享真理，因此群众的广泛参与是至关重要的。毛和卢梭一样，认为群众不必是他们本身所是的人，而是可以是“应当成为”那种人，这导致了领导用自己的光辉思想来改变人性。
里夫顿（Robert J .Lifton）的观点似乎有点荒诞不经，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他用类似于宗教心理的“不朽”概念来解释“文革”的发动。他认为，中国的伟大领袖在晚年面临的危机，是一种对死亡后的世界状态的忧虑。毛泽东知道自己在生物意义上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希望他的革命生命、革命精神不会受到修正主义的威胁，希望他的著作代代相传。“文革”是共产主义生命更新的努力，再生的施行者是青春年少、阶级成分纯洁的红卫兵，他们破四旧，攻击老一代，这是向旧时代宣战，用心理学来说就是向死亡本身宣战。28
以上主要是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日本的“文革”史学界里，大至有以下三种研究方法。
第一、以权力斗争论和权力政治论为基轴解释“文革”，称之为“权力政治论”研究方法。学者对这种方法作了如下解释：首先，以毛、刘为首的两个上层权力集团出现对立，这种对立扩大到全党，不久又席卷党外乃到全国，这就是“文革”。
第二、认为“文革”是为实现某种理论和目的发动起来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某种因素和作用变质了。我们称之为“理论变质论”研究方法。加加美先生所说的“走向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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