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仇视。“文革”首先在文化领域打击知识分子开始，这源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仇视。1964年，他就说过：“读书越多越蠢。”这句话在“文革”中成了“读书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几乎一律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改造的对象。毛泽东乐于见到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他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这种对知识分子的肆意糟践成了发动”文革”的动机。14

三、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9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开始较为系统地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从最初对《决议》的具体阐释，到对60年代中期的国际形势的分析，这些研究尝试对于人们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去回视“文革”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决议》指出：“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成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至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延伸和补充，认为“文革”的爆发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苏联背景。这种背景一方面使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论战，它是毛泽东同志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左”倾的极其重要的“助剂”。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及其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为毛泽东提供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蓝本，使毛泽东进一步看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事实上的危险，终于发动了一场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5

除了苏联的背景之外，另有学者还认为苏共二十大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交互作用下处于动荡局面，而这又给帝国主义以反苏反共的口实。这种国际背景给中共和毛泽东影响是直接的，在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曾反复强调，这是因为两国的执政党没有抓好阶级斗争。当1957年夏季因毛泽东主动提出让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而知识分子也因此激起了向党提意见的积极性以后，毛泽东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并且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于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人为地扩大化了，造成了建国以后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第一次“左”倾错误升级，成了“文革”的肇端。16

另有学者认为，60年代中期的国际环境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起着间接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冷战环境和反抗大国控制的斗争，使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产生了“左”的偏差。而当时中国虽然正确提出了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命题，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过去的经验，把发动群众、开展政治运动的作法不恰当地搬用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加上其它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使中国探索的路子越走越窄，每一次纠“左”带来的都是“左”倾错误的升级，以至走到“文革”的歧路上。另外，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抗议浪潮的不断高涨，使中国领导人乐观而过高地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也过高地估价了“文革”的作用。17

还有研究者对“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过程，用三个“恶性循环”作了概括，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和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将党推进“文革”的泥潭。18

文化动因说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是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化作为社会系统中至为重要的因素，对“文革”的爆发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传统文化流毒说。文化大革命是我国政治、文化、民族封建固疾的总爆发，是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作怪而引发的，是封建主义恶性肿瘤的一次大面积穿孔，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帝王思想、忠君观念、集权主义、个人专制、封闭意识、平均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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